董占军丨新时代高校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探析

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这一正确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完成这一目标，教材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1]。这为新时代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根本遵循，高校要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推动教材事业开创新局面。

一、“国家事权”与新时代设计类学科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确立

新时代，国家将教材建设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突出强调其纳入“国家事权”的重要性。正如有学者所说：“将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是主动将教材建设作为多主体共担的一种公共性‘事权’，共同型构统摄多元教材建设主体的‘公权力’和教材建设主体的‘自权力’共生的发展图景。”[2]这种鲜明的法理逻辑凸显出新时代教材建设同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一脉相承关系，即“教材体系建设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目前中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设计教育，有近百万在校设计类学科专业学生，依循这一建设目标，新时代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如何体现国家事权的理念，应从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两个层面来阐明逻辑进路。

（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与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的必要性

目前，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其中本科高校1270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在这些高校中，70%左右开设了设计类专业。设计类专业在学总人数已逾百万，培养规模居世界首位。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教材建设相辅相成，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柱。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为教材建设提供了需求动力，也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材建设是实现教育与教学改革任务、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是高校一项重要的教学基本建设，而高质量的教材更是实现规模向质量转型的关键抓手。近代教育家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曾指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4]新时代要实现两者协同发展，既需顶层设计（如政策引导、资源倾斜），也需基层创新（如校企合作编写、数字化实践）。从国家层面来看，党和政府对新时代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提出系列论断，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新论断[5]，显现出教材建设对夯实国家教材事权的重要意义，为新时代设计类专业教材建设提供了价值准则和精神指引。从基层具体执行来看，设计类专业教材既要吸纳学界最新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成果，更要注重彰显国家政策和国家事权的具体落实，时刻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唯有如此，中国高等设计教育才能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为民族复兴培养更多设计人才。

（二）高质量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的可行性

新时代党和政府立足国家在场，明确教材建设要体现党和国家意志，锚定“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核心目标，从机构建设到政策管理层面进行了系列创举，厘定了各学科教材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进而为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方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