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占军丨新时代高校设计类学科专业教材建设探析

进入21世纪后，教育部为加强高等学校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印发了《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提出教材建设要“实施精品战略，抓好重点规划，注重专业配套，促进推广选用”[8]，先后遴选公布了三批国家级规划教材，其中设计类教材有《工业设计史》（何人可）、《色彩设计》（李亮之）、《设计概论》（赵农）、《艺术设计与服装设计系列教材》（吕美立）、《工业产品设计与表达》（窦忠强）、《视觉传达设计》（余永海、周旭）、《现代设计艺术史》（董占军）等，成为各高校优先选用的教材库。与此同时，随着“艺术设计”进入学科目录，各大院校主动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院系调整与更名，设计类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同步推进，相应的各高校也采取多种措施鼓励自主编写教材。“十一五”期间，教育部继续加强对国家级规划教材编写的管理，推出九条规约，确保规划教材高质量落地。另外，部委级规划教材编写工作也持续推进。这些不同层级的规划教材有效地助推了包括设计学科在内的教育教学的发展。

（二）学科目录调整、交叉学科建设与“新设计学科”教材建设

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发布《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学科门类由13个增至14个，新增“交叉学科”（门类代码“14”）和2个一级学科。202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强调学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2022年9月13日，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设计学被调整到交叉学科门类。随着学科目录的调整，设计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传统设计教育模式面临迭代升级的需求。立足“新设计学科”的教材开发，需要以学科交叉、技术创新、社会需求为导向，构建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教材体系。教材应体现“大设计”理念，紧扣可持续发展、老龄化社会、数字化转型等全球议题，突破传统艺术学的界限，融合人工智能、材料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同时，“新设计学科”教材建设需打破传统的“知识罗列”，转向“问题驱动—系统构建—价值引领”的新范式，通过动态内容、技术赋能与评价创新，最终培养能够驾驭复杂性、具备伦理自觉的新一代设计人才。在此过程中，教材不仅是知识载体，更应成为连接教育、产业与社会的枢纽平台。

（三）“四新”学科建设、新文科与“新设计学科”教材建设

国家大力发展“四新”学科建设，即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要求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科学规划契合学科发展实际的发展格局。在教材建设上，要因应多元化的内容生态和技术趋势，准确研判学科发展预期，平衡专业深度与跨界融合，突显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时代性、域外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的民族性、学理性与伦理性相结合的科学性，推出高质量教材。新文科建设，是指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面对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形成交叉学科专业的一系列建设事项。在教材建设上，要遵循守正创新、价值引领、分类推进的原则，把握专业优化、课程提质、模式创新等重要抓手，注重实践探索与成果转化，推出高质量教材。

“四新”建设特别是新文科建设的引领性、交融性、创新性、跨界性、发展性等主要特征对设计学科有诸多启示，为设计学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历史新机遇。在“四新”语境下，设计学要强化开放思维和融合思维，从新视角、新技术等方面加强与相关学科专业的跨界交叉、深度融通，建设设计学主导的全方面互通且内涵丰富的“新设计学科”。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开设“科技艺术”方向，探索艺术与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的结合；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与MIT媒体实验室合作开设“未来剧场”课程，将沉浸式技术与表演艺术相融合；中国美术学院“汉字艺术”方向，将书法与数字媒介、空间装置结合，推动传统文化当代转化；中国传媒大学“艺术与科技”专业聚焦智能媒体艺术、交互装置设计开展研究。在教材建设上，“新设计学科”要通过跨界融合、技术赋能、价值重塑，使设计教育从“技艺传授”转向“创新能力培养”，从“文化传承”升级为“文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