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俗之研究 雅正之学问——读刘晓静、李鸿熙《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

俗曲文献发展的后期是从万历到明末（1573—1644），有70年。万历年间（1573—1620）是俗曲最兴盛的时期。俗曲从宣正（1426—1449）、成弘（1465—1505）和嘉隆间（1522—1572）的发展，又积累了【罗江怨】【银纽丝】等许多曲牌，此时又流行【打枣干】【挂枝儿】等。流行之状，已达人人学唱、举世传诵的程度。正如沈德符记载：“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便是冯梦龙和他辑录的《挂枝儿》《山歌》。前者收录了435首，后者收录了三百八十余首，这些俗曲文献包括了前代留传下来和当代时兴，成为后世研究俗曲的重要资料。李开先在俗曲的整理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冯梦龙则在明代俗曲汇成中具有卓越成就。他们最为可贵之处，以《山歌》做武器，向封建礼教宣战、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性，这使这些俗曲文献的社会意义发挥到了极致。总的来看，明代俗曲文献形式简单，多为几十字的小曲，内容上也多为情歌。

清代的俗曲文献发展到了不同的阶段。因为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俗曲的发展受到了挫折和打击，清统治者妄图以严令查禁“淫词小说”和推行文字狱，来平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俗曲仍在民众口头上流传不衰，譬如，清代民歌《于七抗清十二月》所唱“正月里迎春花黄咔咔，清兵入关灭中华。烧杀掠抢似豺狼，苛捐杂税把人压”，歌颂了于七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抗清斗争。像这些反映农民心声的小曲文献，很少被保留下来，许多文人只是在模仿前人，无所进取。但这时却有一位穷塾师——蒲松龄与众不同，他将这些民族仇恨、阶级矛盾化作艺术形象记录在他的作品里，从他的《聊斋俚曲》也可看出，他用隐晦的手法借古喻今，以超现实的手法，借“鬼狐花妖”揭露封建吏治的腐败，歌颂人民的斗争精神。他使用俗曲联套的方式撰写了十五部说唱、戏曲作品，从而将俗曲推上了历史的巅峰。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清朝步入中叶，经济上的繁荣也使俗曲渐趋活跃，其文献亦渐多。据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扬州最先流行【银纽丝】【倒扳桨】【剪靛花】【吉祥草】【倒花蓝】等，其中以【劈破玉】最佳。后来又有人创【黎调】，即【跌落金钱】”。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后，扬州流行哀泣之声，谓之【到春来】【木兰花】，后来又用下河土腔唱【剪靛花】等等。

刘晓静教授团队的《明清俗曲音乐文献辑要与译释》，以俗曲为界，从国内外的珍贵文献中甄选了十二种，汇为一套。这些文献，上自明代万历年间，下至清末，横跨三个多世纪，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谱方式、乐调旋法、结构形式，以及俗曲所经历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和扬帆跨海般的广泛影响。

尽管编者他们面对弥足珍贵的明清音乐文献，竭力搜索精华仍然觉得未尽枢机，但这已经是沙里淘金了。他们使用文献学、历史学、乐律学，以及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古谱识别算法与谱字自动生成算法等研究方法，分别对其进行学理性地发掘阐释，并译成现行通用的五线谱形式，同时在每一译曲的右上方配有对应的音频二维码。这套文献史料，除了具有“俗乐之思，雅文之想”的显著特点外，还有以下几点学术上的现实贡献：

第一，该套书是国内学界首次大规模地对明清俗曲古谱文献进行的辑要和译释，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学术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