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法刚：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影视艺术大众接受中的渗融

除此以外，对传统经典艺术作品及形象的改编塑造，也有助于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表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等动画作品，在原有艺术形象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及人物特征进行细微改编，使其除了加强原作本身强调的艺术追求、精神引导功用之外，还能更加适应当下文化语境内的传播诉求。例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白蛇·缘起》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增加了孙悟空与唐僧、白素贞和许仙的史前史，不仅使传统故事里的羁绊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也让主要人物的性格重点更为突出。大圣因为心结，失去妖力，小白是妖，却爱上了人类，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表达近似的反抗精神。

一味地对主流意识的宣扬与说教，未必能引起观众内在的深度共鸣与无意识的自我认同。“主流电影必须在形象与观众之间建立特殊联系，其方式是引导观众与核心人物形象认同。认同是一种常规电影机制，让观众在观赏时忘掉自我，将思想、情感、愿望投射到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上，把电影人物理性化，当作自身的替身，代替自己在电影营造的具体情境中生活。”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作品的意义产生，一方面来源于导演、编剧等创作者对意义的传达，另一方面来源于观众对作品价值的认可。观众在观影时的审美体验，来自于影视作品的叙事传递，同时也来自于自身经历所缝合的虚拟及现实空间，而促成了一种“假性”“暂时”的感同身受。因此，影视艺术作品在塑造艺术形象时，要更加注重“真实性”“血肉性”与“认同性”。例如，《建国大业》中，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几位领袖在酒桌旁慷慨激昂地唱诵《国际歌》的情节设定。电影作品为了凸显一刹地释放与欢愉，将镜头对准了伟人们醉酒之后的瞬时状态。毛主席靠着柱子休憩、周总理端着酒、唱着歌，朱总司令拿大葱打着节拍，此时，他们放下一切身份与社会属性的要求，只是最单纯与感性的精神伙伴。再如，《我不是药神》的主角程勇，出场时是一位家庭与社会关系处理都不成功的失意者，但其后却因“代购仿制药救人”的行动，而成为数万绝症患者心中的“药神”。

（二）故事情节的设计与取舍

作为故事的叙事结构，影视剧对情节的取舍与把握，直接影响了观众对其的接受与认同程度。阿伯拉姆认为，“戏剧作品或叙述作品的情节是作品的事情发展变化的结构，对这些事情的安排和处理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感情和艺术效果”。当影视作品要表现或传达某一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时，常常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对观众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进行潜移默化的形塑，而达到这一形塑目的，达成主流意识、文明精神在群体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认同，便是情节设计与引导的要义所在。因此情节设计不仅要符合故事合理发展的逻辑要求，摆脱矫揉造作之感，而且要在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展现的更高层面，以“合情”的处理，调动观众在瞬间情绪的感知力与爆发力。

在《我和我的祖国——前夜》篇里，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急需矽铬镍修复旗杆，以确保第二天的升旗仪式万无一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百姓们拿着家里与矽铬镍或许有关联的物件，使用火把、油灯、电灯等各种照明手段，从四面八方涌入林治远所在的工坊，尽可能地为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付出竭尽所能的努力。虽然这一情节设置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但是它的存在，却能艺术化地展现其时中国人民对开国大典的期盼之情，也更为形象的展现出中国人民团结互助、齐心协力的行动背后的民族凝聚力与精神感召力。《那山那人那狗》讲述的是子承父业的两代邮递员的故事，影片虽然表现的是父亲带儿子熟悉送信路线的内容，实则却有父亲对儿子人生的教诲与期盼内蕴其中。影片中有一位期待亲人归乡的老奶奶，每次都会按时等待父亲的到来，因为那是她与孙子之间唯一交流的希望。只是老人家不知道的是，邮递员手中的信与钱，都是自己贴补给老奶奶的。父亲善意的谎言是支撑老奶奶活下去的动力，同时也是启迪儿子及观众“孝为何物”的切入点。在随后儿子主动背起父亲过河的情节处理中，“成长”与“亲情”的主题再次回扣，观众看到“亲情”传承的同时，也不经意发觉了父亲的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