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法刚：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影视艺术大众接受中的渗融

张译在不同影视剧中饰演的警察形象，亦形成了一种文化标识性的存在。张译身上也同样因为近似影视形象的塑造，而出现这一共性，整理张译近些年的影视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从《重生》里，劫后余生、不断克服失忆之痛、破获疑案悬案，最终揭开案件真相的秦驰，到《万里归途》中，配合国家、完成撤侨行动的外交官宗大伟。从《狂飙》中，不畏强权、不畏黑暗，始终坚守本心的安欣，到《三大队》里，千里追凶、数十年如一日，只为践行当年誓言的前刑侦队长程兵。张译塑造的这些警察角色，形象千差万别，但他们对善良底线的坚持、对光明与正义的守护以及始终如一的初心，使得其成为荧幕上优秀、典型的英雄代表。如果说吴京饰演的军人角色，代表的是一种爱国精神，那么，张译塑造的诸多警察形象凝聚起来的，则是强烈的“儒士精神”，是对国家的信念、对人民的守护、对善意的践行、对德行的追求。因此，对这一“定型化演员”的选择，不仅为影片定位受众人群，甚至可以通过明星效应，在粉丝追星的同时，完成其代表的文明精神的渗透与传播。

（二）上映定档日期选择

在一部电影上映前，把握市场动向、引导观众需求、排定后续档期、推动宣传造势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环环相扣的。大部分电影，会根据自身内容的定位选择的不同，确定档期，对于主流电影而言，选档也是其将中华文明精神渗融到电影观众的方式之一。

2021年9月30日，即在国庆节前一天，《长津湖》于国内上映。除了考虑到国庆放假、观影人数上涨以外，意在同时完成电影与现实内外中国的互文联动，利用历史与现实的镜像对比，以爱国精神话语，对广大观众，进行二度询唤。在上映后的第一天，因为该片中的“吃冻土豆”情节，不少观众纷纷回家效仿实验，却始终难以下咽。也正是现实与过去的这一联动，使得幸福与苦难对比强烈，坚韧、拼搏与大无畏的精神，终于跨越时代而被今人感同身受。《红海行动》于大年初一贺岁档上映，其宣传海报标注的“蛟龙出海、大年初一、扬我国威”，便能让人感受到它的话语目的性。

除此以外，献礼片的出现，也在影片内容上强调主流意识的同时，亦在与重大时间节点联动，加强特殊日期、特殊节日的记忆之场的效力。它不断强化历史关键性历史的特殊性与严肃性，利用宣传载体丰富着象征符号的情感力量与仪式内涵。例如，《我和我的祖国》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献礼片，选择在国庆节上映，其时间节点都蕴含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精神价值。影片主题定位也同时契合相应时间节点的历史与政治意义。对观众而言，观看《我和我的祖国》，便不再是简单的观影活动，而更像是一场与历史交流、让精神同频共振的文化仪式。除此以外，通过这一观影行动，影片所倡导的中华文明精神理念，将通过具体事例包含的情感意蕴，融入到观众的生命体验之中，从而由某种“集体意识”，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

在电影的整合营销策略中，体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表现的方式也不止如此。从影视作品的广告植入、到热点话题推送，从后文化产品的开发，到电影形象授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一个微小的媒介渠道，都可以作为载体，完成中华文明精神对大众的渗融，而越来越多元化的营销手段，也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文化心理反馈，为中华文明精神的传播，提供多种途径。

三、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影视剧文化中的存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