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法刚：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影视艺术大众接受中的渗融

《英雄》中，为帮无名达成面见秦王的目的，而纷纷自愿受死的义士残剑、长空等人，是受救国救民的侠义感召；《中国医生》里，医务人员在疫情中逆行的英勇，来自一种牺牲奉献的家国情怀；《大明王朝1566》中，为百姓生计奔走呼喊的清廉官员，其内心更多遵循的是士大夫忠君爱国的传统；《哪吒之魔童降世》里，为哪吒甘愿换命的李靖背后，是血脉相恋的父子亲缘；《飞驰人生》中，不惜以命为代价，重回赛场的张弛，内心充盈的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狂热与执着。中国影视艺术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呈现与传承，要求其在人物塑造、情节构设等方面，完成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正向引导的规定性动作，重塑大众内心的情感认同，而这一切的实现，要以符合观众欣赏趣味及大众文化传播规律为前提。影视作品在意图凸显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时，常惯性将其拓展为英雄人物身上的神性特征，因此常塑造“拟神之路”，但对于大众来说，失去人性的神仙，终究只是泥塑雕像，神仙身上的“人性”，才是遗落的金子。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也正是通过叙事对这一“人性”的凝视，重新从“神”回到了“人”的身上。

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影视剧营销意识与模式中的渗融

不仅是叙事的载体，而且在当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而追求及娱乐与消费价值时代，影视作品的商品属性也不断被放大。提升营销效力与影视作品工业化水平的做法，较之以往，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参照其经济特性，可以满足创意文化产业的营利与发展诉求，为自身市场的良性循环助益。二是参照其文化属性，使之可以作为文化商品，促进中国优秀文化及思想对外传播与推广。因此，即便在营销领域，电影电视剧等的影视文化商品定位，也体现着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传承的双向发展，即以营销自身吸引观众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影片的受众面，培养观众的审美感受与文化需求，从而更好地传播与弘扬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理念。

（一）明星品牌营销

很早以前，明星便以商品的标签，定位在了影视剧工业化生产与市场营销的语境之中。明星的商业潜能，一方面为影视作品带来了观众流量，另一方面也因自己的符号化，而成为某一类型风格，甚至精神标识的代表。换言之，某些明星的定型化，成全了主流价值与商业追求的平衡协作。例如，成龙常在自己的电影作品中，扮演具有浓厚爱国情怀的小人物，他通常是在塑造危险来临之际，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利益的平凡英雄的角色形象。《十二生肖》《大兵小将》《铁道飞虎》《龙的心》《警察故事》系列等诸多作品，不仅使他在国内享誉盛名，而且也让他在国外受到粉丝追捧。电影中成龙饰演的角色人物身上承载的不服输、不认输的拼搏精神，也逐渐升华成为代表中国人性格的文化符号。不仅如此，成龙作为国际巨星，总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也让其饰演的角色，真正带有了爱国的虔诚感与信仰感。

以吴京饰演的诸多角色为代表，而集成的中国军人形象序列。吴京因《战狼》系列电影，在国内收获大量粉丝。在《战狼》《战狼2》两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拼搏精神打动了诸多观众，甚至因此掀起了一股“战狼”文化的热潮。《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父辈》等电影作品上映后，在大众的接受认知中，“吴京”也逐渐成为爱国主义的典型象征。《长津湖》系列电影上映后，吴京饰演的九连连长伍千里，几乎成为中国电影作品塑造志愿军军人形象的典型案例。他在电影里的呈现，无形中联动了他塑造的以往的诸多艺术形象，并在观众心底凝聚形成了典型的精神标识，虽然它可能会让演员吴京的表演专业生涯陷入某种定型化的困境，但也确实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层面，使其成为爱国主义的代言者，一种让观众认同且信服的人物形象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