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法刚：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影视艺术大众接受中的渗融

影视艺术具有文化属性，它既作为文化的载体，吸收中华优秀文化，使作品具备深厚内涵，同时也能重新构造观众期待视野，完成文化观念的再生产。前者是影视艺术的价值需求，后者是其文化责任。中国动画电影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哪吒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两部作品，它们都取材于《封神演义》故事这一传统IP，却塑造了不同的艺术形象与伦理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出品的《哪吒闹海》，为了契合当时反封建的政治主题，李靖的人物设置，虽仍为哪吒至亲，却以麻木、封建愚昧的大家长形象出现，他逼迫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使其最终惨死。哪吒也因打破僵硬死板的“愚孝”思想，敢于反抗家庭伦理秩序，而成为革命反叛精神的象征。21世纪10年代末出产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李靖的形象大大改观，不仅变成尊重夫人、护佑百姓的正义官员，而且愿以换命的形式，为儿子留得生机。哪吒在影片中反抗的也不再是“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秩序，而是抗争普泛意义上的“生而不公”的天命。至此，虽然两对角色不尽相同，但都它们都认同反抗意识，只不过前者反抗的是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后者反抗的是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两者虽出同一故事题材，但却因时代主题及文化思维的差异，造成了其主人公反抗话语指向的不同。观众虽看同一故事，但却能在解构与重构中，重新建构自己的期待视野，使之符合时代文化主流价值的要求，并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调和交融。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提炼与概括。影视作品作为再现的艺术，通过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与审美内蕴，可将之表达出来。它们不仅能利用有形的物质存在适度再现、描绘，还能利用无形的精神意蕴感染、熏陶。影视艺术正是经由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涵两种表达路径，来实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大众接受中的濡染。

（一）被影视化了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

当精神标识作为一种实体出现在物质世界时，它便会利用其直观化的影像，跨越语言、文字沟通的障碍，以切实的审美感受，完成自我的传递与宣扬。因此大多情况下，被物化的精神标识，不单单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的产生，意味着艺术作品在揭示出最一般意义的表层内涵时，同时也潜藏了深隐的、必须经由审美接受主体的积极读解方能明了的深层意蕴。”即一层是被典型化的意义，一层是由审美感知的意义，前者来源于艺术表达，后者来自于文化抒发。

例如，围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物，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除了其本身极具东方特征之外，影视作品对其的呈现运用，也常包含着不同的深层意蕴。电影《英雄》里，当无名与长空比武对战时，旁边下棋之人的行棋对弈，与无名、长空两人的武功对决，相互呼应，两者以攻守之势，完成彼此的对抗，只是下棋者于棋盘之中较量，比武之人于庭院内比试。黑白双色的棋子，代表着对抗冲突，同时也代表着阴阳协调。棋局可在棋盘、可在政局、可在朝堂，亦可在人心。在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中镜头曾多次以太阳作为祖国的象征，当战士们拖着残躯，誓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命令时，他们最后一次面向东方升起的太阳，宛若向故乡告别。东方的太阳，不仅是祖国的象征，更是信仰的喻指。在《长津湖》里，被伍万里一直藏在怀中的红色的围巾，不仅代表着他被异性钦佩的少年悸动，更在后面转化为了他对革命的赤诚与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