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韩天衡：篆刻不是小众艺术，第二个高峰还未到顶

三是创作主体队伍的变化。文人成为印章的制作者。文人通古文字、有学问、善思量，有很好的变通能力。至少这三大要素促使了明清文人流派印成为篆刻艺术史上的第二座高峰。不过，从三千年的历史来看，周秦汉魏之外，明代后期到现在也只有五百年，而且还在蓬勃向上，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二个高峰还没有到顶峰。诚然，第一高峰是以诸侯国和时代、地域为艺术特征，而明清高峰则是多以个人艺术风貌为特征。当然边款艺术则是其中又一新创造。

记者：我们现在讲“书画印”，印章似乎成了书画的附属品。能否请您谈谈印学的学术地位？

韩天衡：过去篆刻往往是附属于书法的，现在基本上能够独立出来，已经说明了这门艺术越来越兴旺和发展，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明清以来的篆刻家大都是业余的，开刻字店的往往不是篆刻家。但其实社会的观念一直在变化。明代后期，按苏宣的说法是“家家仓籀，人人斯邕”。像文人李流芳、王志坚、归昌世三个好友就经常在一起刻印，标榜秦汉。王志坚后来考取进士做官了，就不刻了，彼时好事者要把他的作品收到书里去，则被他删去姓名。当时毕竟觉得这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毋需署名。然而明代后期也开始出现第一批有文化的职业篆刻家，如何雪渔、苏宣、朱简等等。

我们过去笼统地将篆刻也归纳为金石学，这是大而化之的。印学是金石学一个分支，但自有精深广博之处。印章与印谱的史料价值殊为可观。我们从印章、封泥、印章边款以及印谱序跋的文字里，可以了解到印人的性情与交游，以及正史不载的丰富史实，补足遗缺，充实考订，意义匪浅。曾经，上博研究员孙慰祖就通过一小块残碎的封泥，准确地说是留存的几根篆书线条，考证出长沙马王堆三号的墓主人是利豨。

不过我的私见，有清一代对印学理论的研究还不及明代晚期的几十年。乾嘉以后小学和文字学研究的深入是新成果，已不单单是印学的问题。但就印学理论本身来讲，还要推明末。印学论著多达二十余部，像周公瑾《印说》、朱简《印品》、徐上达《印法参同》等等，讨论篆法、章法、刀法、意趣乃至创作态度，由形而上抵形而下，在印学理论方面有一个颇见完整的体系。

真正异军突起的是最近这四十年。可以说，篆刻艺术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成就最大的艺术门类之一，且对整个印学史的研究，对个案，都有深入地挖掘、收集、整理与考证。诸如，四十年所出的印谱数量要超过宋代到民国的总和。这种印学研究的深度、广度与多元性都是历史上不可比拟的。这是前所未有的繁荣。

“印宗两汉”，然而汉印也不单单就一个面孔

记者：今天的许多篆刻作品据说都好走极端，或是极度精工，或是极度写意，相比之下，平方匀整有隶意的汉印风格倒是少见了。您觉得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

韩天衡：这个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地这么看。好的汉印始终是篆刻的基础。“印宗两汉”是明代后期的提法，这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那时候的篆刻脱离了传统的、有高度的审美轨迹，充斥印坛的多是宋元屈曲盘绕的九叠文官印，和气格低劣的粗陋私印。是汉印滋养了明末第一批好印的文人。不过，为什么不号称“周秦两汉”呢？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认识放在面前的周玺秦印。像明代朱简、康熙时的程邃，他们也摹拟古玺，而且《顾氏集古印谱》里就有，但他们当时由于知识的局限，不知道这是战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