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皮道坚 | 艺术的发展需要一个更为自信和开放的背景

谈到养生和养老，保持社交，与人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此外，我每天都会走路，通常每天走七八千到一万步，这次在欧洲，我最多一天走了一万六千多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步行比跑步更养人。现在，有些人认为老年人应该吃得清淡些，这是不对的。营养要均衡，蛋白质很重要，吃些肉也无妨。一些人提倡老年人要吃素食，但这并不科学。老年人更需要抵抗力，所以需要加强营养。

采访者：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你的工作涉及到当代艺术发展的方方面面，能否谈谈一直以来你着重关注的问题有哪些？

皮道坚：我关注的问题与我的生活态度和对事物的看法相关。我相信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因此而远离惊世骇俗，避免扬才露己。总想保持一种平衡，能专注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平庸的人，但从不随波逐流，也不趋炎附势，这是基本原则。我认为“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一种东方的智慧。

作为一名教师，同时从事批评写作、理论思考和展览策划工作，这些都属于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中所提到的中介系统的一部分，我的角色就是中介人。只有做好中介的角色，艺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各个环节才能得以顺畅地达成流动。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乐趣，一种让我在精神上得到极大满足的生活方式。

一般认为，就像你所说的，我的工作涉及到当代艺术发展的方方面面。但事实上，因为受到我的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启蒙老师徐松安先生和邓少峰先生的影响，我骨子里是一个传统主义者。1964年，我23岁时，徐先生为我画了一幅松树图，鼓励我要像松树一样，在一切困难的条件下都能茁壮成长。我家庭出身不好，那时候讲“出身”、“家庭成份”，我父亲因为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当时正在劳改，我母亲因为年轻时参加过抗战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戴帽”的历史反革命。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我高中毕业，本想上大学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遭遇重大挫折，幸亏有这样的老师鼓励我不要放弃学习。文革中，徐先生还以“流沙坠简”的汉隶笔法写了一幅鲁迅先生的《答客诮》诗赠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是鲁迅写给郁达夫的，意思是说喜欢幼子的人不见得就不是豪杰丈夫，就像老虎经常会回过头去看看小老虎。徐先生赠我这幅书法作品的年代，正是批判“人性论“，正是儿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的时代。这幅字我至今都留着。那是我考研究生之前的一段经历，很值得我纪念。

阮璞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当时我考试的成绩是第一名，但是学校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就问阮先生的意见，“是否录取取决于你们，既然问到我，我的意见是按照成绩来决定。”阮先生的这番话决定了我的命运。那时候我已经38岁，跟着阮先生读研两年，受益匪浅。读研毕业以后不久，就遇上“85美术新潮”，导师阮璞先生当时不赞成我介入当代艺术，但后来我还是走上了这样一条路。

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是《吴伟研究》，也写过《楚艺术史》，我对当代艺术的介入，受惠于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年的人生经历，对于我后来的学术生涯，特别是关注传统文化的现当代转换，以及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互惠等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为“85美术思潮”积极辩护，关注现代水墨艺术，90年代从理论上介入“实验水墨”运动。后来逐渐将关注点从水墨扩展到其他传统媒介，比如陶艺和大漆等东方传统媒介在当代艺术领域中的表现和意义。这些问题贯穿了我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至今我也一直关注从事这些实践的艺术家们，与他们保持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