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皮道坚 | 艺术的发展需要一个更为自信和开放的背景

采访者：问题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比如全球化演变为危机，对传统的批判变为回寻，正如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处处都是外人”，当你用水墨或东方性视角来审视东西方问题时，今天应该如何理解问题、连接差异？

皮道坚：这次看威尼斯双年展，我也在思索这些问题。作为人类，共性是存在的。不是有一个词叫做“普世”吗？我们现在似乎害怕提这个词，但实际上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词如此警惕，不愿谈论它呢？这当中有历史的原因，强势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了普世价值令人不爽。

这些年，我越来越感受到普世价值是好的。但我们民族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它们本应成为普世价值的一部分，但至今还没能被广泛认同。这是许多人尚未意识到的。想当初，我们普遍认为“西方即先进”，今天这种观念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这是因为我们逐渐意识到本土文化同样有可能实现它的当代化的转型。我们也有责任去研究和推广，我为什么关注传统文化的当代的转换，这是深刻的动因所在，是我个人在学术上的思路和理想。

对于传统，“85美术新潮”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批判意识，九十年代的“实验水墨”艺术，开始重新审视并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而不是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现当代艺术。那时，我撰写了许多文章探讨这些问题。1989年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大地魔术师》提出了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强调需要思考另一种现代性，首次从多元现代性的角度展示非欧美和后发国家与本民族文化结合的当代艺术表达。在我看来，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也可看作是对《大地魔术师》的一个回应。

这次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进入展厅看到的第一件作品，是理查德·塞拉用钢板制作的巨大螺旋装置作品《时间问题》，它与工业城市相联系，深刻体现了时间的维度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展厅外面还有杰夫·昆斯的巨型雕塑《幼犬》，以及布尔乔亚的大蜘蛛，这些作品在中国的艺术表达中是无法想象的，即使有足够的资金也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创作。东方文化关于大和小的认知，是“芥子可纳须弥”，小中可以见大，除了万里长城和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这些宏伟的造物以外，很少见到如此巨大的雕塑。东方艺术在精神和艺术境界上给人以想象空间。而西方艺术则常常以直接表达物理的尺度方式令人震撼，这是东西方艺术的明显差异。

东方文化内敛，西方文化则充满张力。作为没有彼岸世界观的中国人，我们更关注于当下。文化精神和哲学思考不同，影响我们对宇宙自然的观念，如老庄哲学，奇妙的还有我最近在阅读的《楞严经》，它指出的身心解脱实验的理论和方法，居然与自然科学的前沿理论十分吻合。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平衡，是我崇尚的观念。我多次引用过傅雷的话，他说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如果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人类可望看到一种新文化出现。你不能换掉你的血，但是你可以超越文化身份，吸收外来的东西，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就像比尔·维奥拉将禅宗的精神观念和核心内容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一样，亚历山大·门罗也曾经在纽约的古根海姆策划过展览《第三种思想》，探讨西方艺术家从19世纪开始如何从东方文化，包括水墨、书法和禅宗中汲取灵感。展览呈现的不是纯粹的东方或西方艺术，而是两者的融合。这个展览对我影响很大，很有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