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皮道坚 | 艺术的发展需要一个更为自信和开放的背景

东京画廊的田畑幸人先生在邀请我策划第二届“新朦胧主义”展览时说，在21世纪，亚洲的当代艺术应该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亚洲和世界的关系，李泽厚、季羡林，以及更早的梁漱溟，都探讨过东方哲学在未来与全球文化的关系，这关乎人类文化的走向。当前，整个世界的形势很不安宁，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相信冲突最终会促进文化的融合，哲学、宗教和艺术能够超越物质世界的束缚，人类文明可以由此迈向更高的阶段。我相信这个时代会到来。

采访者：你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今天在全球化的语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皮道坚：记得1997年栗宪庭从威尼斯双年展前往台湾参加一个策展人会议，随后来到广州，我们坐在我刚装修完的新居的地板上聊天。我当时问他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位置，就像你今天问我一样。他回答说，不过就是国际艺术大餐上的一碟泡菜，可有可无，没有地位。那时出去的作品还真是先锋前卫的艺术，和现在不一样，尽管当时人家对此还不是很了解。此后不久，国际上的认知逐渐改观，不少美术馆里都有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身影。进入21世纪，我们在法国里尔做了一个中国实验水墨的展览“水墨形而上”，还在巴黎给法国艺术界的朋友做中国的当代水墨艺术的演讲，感觉到跟他们的交流完全无障碍。

威尼斯双年展确实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开放程度、文化水准、文化性格和文化现状，掺不了假。中国馆也反映了我们当前的现状。倒退让人感到有些悲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当然首先是国际格局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自己将自己与国际社会隔离开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自信，也许不会陷入今天这种被边缘化的局面。但事实上，我们似乎缺乏这种自信，回到了封闭的老路。

也许事物的发展真就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一个高潮之后必有一个低谷。现在年轻人也在躺平了，又怎么能谈得上在国际上有地位呢？我们能做的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气馁，做好自己的这一份事。

采访者：在你看来，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能走出去，是因为资本的需要吗？

皮道坚：绝对不是。对于一个开放的中国，别人是拥抱的。别人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才尊重你，而是因为作品的质量和精神性的内容，就像黄永砯的作品，关注的是全人类的问题，也充满了东方的智慧。九十年代作为一个学术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现场，鱼龙混杂，但不见得是坏现象，水至清则无鱼。控制得太严反而会导致万马齐喑的局面，死气沉沉，没有生气，没有活力。

不要停止思考与写作

采访者：媒体曾重发了你的文章《不要荒废了批评写作》，那时你说“中国入世之后，我们必须为意识形态压力消散时代的到来作好准备”，你今天会如何看这句话？

皮道坚：今天重看这句话，那个时候还是太天真了。我经历了八十多年的人生，意识形态的压力是不会消失的，它是永远都在的，不过时紧时松，且形式各异，我们就无需过多考虑它的压力，而是应集中精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但我可以说，从年轻时到现在，社会还是进步的，如果回到我年轻时的情况，我能坐在这里与你交谈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出身那么糟糕，反革命的后代，被归为“黑五类”，高考制度改革使我有机会考上研究生，而在此之前，我甚至无法进入大学。我考研时，是以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历破格录取的。从这一点来看，时代确实在进步。过去四十年也一样，在1990年代，我们经历了各种变革，一会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一会又要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常反复，那时候叫“翻烧饼”。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是一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