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君：印史四大分期和当代篆刻审美体系架构

释文：宜阳津印（秦）

秦官印和私印在印文的选用和印式的规制上并不是很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秦诏版、权量的另一种形式意味上的挪用。作为经验对象的挪用，虽然有相应的前因，但在形式与内容上仍然是前因的一种假定显现，它意味着包括思想观念、政治立场、情感体验以及生命意义等一系列关于人的精神内涵，以及字体的演进等内涵，都需要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得以提升和发展。印章由实用功能走向一定程度的审美情感表现，就必须在技法形态、精神价值和审美趣味等方面加以完善和立法，典则也就由此首先在观念和精神层面上生成。所以说，后世所谓“印宗秦汉”的融糅期，无论其多么宏阔精彩，我们都不能公式化地认定这个概念。对于秦印来说，其用字和印式使得玺与印两者之间处于一种摩擦的状态，汉印显示出的端正易识的体式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淘汰了秦印的体式。汉代隶书和缪印篆法在一种严整的秩序下，将复杂奥妙的知觉形式、情绪色彩真实而感性地排列出来，使我们不用经过抽象的步骤去直接把握它，如此则诞生出“汉印”这一法定性的词语。它在词源上暗示了与秦印的区别，帮助我们将其与意指中印章历史的某种典型模式联系起来，也暗示着中国印史的发展进入了“典则期”。

三、典则期

《尚书》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则就是以典为则。从篆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印典的成立理应溯源汉代。典，意味着在审美上为印章确立法度，这为技法形态的定型带来了可能，同时，只有在相对定型的技法形态的前提下，才有技法形态系统性持续发展的可能。缪印篆法，是介于篆书和汉代隶书之间的一种特殊字体，它经过古玺大篆、秦印小篆以及秦半通扁篆渐次嬗变而来，以“直方大”的体式、平整而稳定的艺术格调，隐喻出体制健全的汉代政治经济稳定和社会繁荣。雄强高亢、饱满充实的时代精神和审美倾向都在汉印中得以体现。汉印典则的确立，首先体现在质料上，有铜印、金印、银印、玉印、水晶印、石印、陶印等，说明制作工具与相应技术能力的协同进步；同时更体现于应用情境和风格样式上，汉代白文印、朱印文、将军印、鸟虫印的风格特征主要有端庄方正，朴厚茂密，构思精巧等类型，总体上展示出自己雄浑从容的气度。

综合来观察，这实质是技法形态的成熟化和精神审美的深刻化使然。鉴于社会文化和印章体式自身的发展程度，不同体式典则的确立必然有时代先后之分。而时代的不同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典则风格的发展与更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印章在形式上基本上是沿袭汉印，但这个时期的印文篆法出现不规范的现象，随意加减或省略笔划，更改缪印篆法格式。但这个时期也有让人瞩目的有趣变化。比如制式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套装印与六面刻印，风格上出现了悬针篆法等新的面貌。而这些我们可以在汉代刊刻儒家经籍的石经的文化工程中看到，如汉灵帝熹平四年在洛阳太学开刻的《熹平石经》，再如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用古文、篆、隶三体刻石的《正始石经》，以及三国吴的《天发神谶碑》这样的悬针篆。这种充满不稳定性的篆法是曹魏时期的特殊显现。另一种是是遵循典则精神而又在形制上加以拓宽。从拓宽的内容形制上来看，唐宋的九叠文篆，宋元时期的叠文篆印、楷书印，花押印，尤其是在叠文篆印上出现了制作年代和印文注释的落款。这种形制作为中介，使我们关注到了个体与群体之间一种新型关系的构成，丰富并充实了典则的作用和意义。唐宋而来文人对印章制作的介入和欣赏，为“篆刻”的发生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如唐代“贞观”年号印，宋代内府的收藏连珠印，如“政和”、“宣和”、“绍兴”等收藏印。个体如宋代米芾，元代赵子昂、王冕等人为后世篆刻的文人化发展开启先河。明代文彭的古雅味道，何震的各体兼备，自然逃不脱汉印的规则。至于汪关与元代赵子昂倡导追求汉魏质朴的审美观念相趋同，一生致力于对汉印古法，追求雄浑醇厚，高古精炼的风貌。这些人或在篆刻的初始阶段，或者在进入篆刻行为的过程中，保持着对秦汉印风的一种尊重，周而复始地强化了秦汉印在中国印章史的典范作用。

篆刻之为篆刻，不仅得益于后人持续不断的学习汉印经验的积累，也源于中国艺术理论的分类、系统化的产生和完善。印人和印谱的关联性推出，使我们比较系统地看到其语言符号比较成熟和固化的高度，将印章史送入到了篆刻史的怀抱。直到清代乾嘉时期，篆刻的整体艺术语言和体式特征最终达到了完备。作为绝对知识的一种概念化认知，人们需要站在自我立场重构自己的意识，以新的认识觉悟重新审视已有的范式，以清晰的意识划分出新旧范式的审美“界点”。篆刻，迎来以清邓石如为代表，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踵事增华及今的“化构期”。

释文：魏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