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丨关于石窟寺艺术研究的方法论

第三、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方法。

艺术史上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在今天看来，也是源远流长。像西安美院的王子云老师；中国美院的史岩老师；中央美院的金维诺老师等等，他们是美术学院研究石窟寺艺术的前辈，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学生。

例如中国美院的史岩老师，他早在1943年就担任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敦煌莫高窟，他点着蜡烛在幽暗的洞窟抄录画像题记，在敦煌抄录了109个洞窟，940条供养画题记，他的研究成果《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1947年出版后，直到今天，仍然是研究石窟寺的重要资料。史岩老师沿途骑马，历时数月到达敦煌，途中还发现了一些过去未曾被学界关注的石窟。

这些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学者和文博系统的专家一样，也非常重视考古学的第一手材料，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是旁征博引，但他们毕竟和做现场考古的专家们不同，他们更关心的是时代风格的变化、造像形态的变化和艺术价值的高低。另外，许多从事艺术史研究的专家的学科背景也各有不同，有的是从美术创作转过去的；有的是学历史学、文学史的；有的是学哲学、艺术理论的……这也导致了他们并没有相对统一的方法论。例如有的专家比较习惯于倚仗历史文献资料；有的专家则有较多的个人的推测和想象，这些可能是艺术史专家和考古、文博专家之间会不同意见争论的原因。

第四是艺术家的研究方法。

艺术家对石窟寺和佛教造像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很早。根据四川美院龙德辉教授回忆，1954年四川美院雕塑系主任郭德乾教授就带着他们一帮学生在大足翻制石刻造像。目前这套翻制像在中国美院有一套早期的版本，现在保留完好。另外，中央美院袁运生老师也申请了一个国家课题，也是复制佛像，做了很多年，这是一个庞大课题。

许多从事艺术实践的艺术家，他们在研究石窟寺艺术和佛教造像的时候，在方法论上非常鲜明，也非常有特色。大致而言，艺术家的方法和石窟寺考古学恰好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对比。在今天，采用这种方法比较突出的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第六工作室，以张伟、杨靖为代表。

央美雕塑系六工的方法论与强调个人的眼光、经验和直觉判断。具体而言，通过反复在现场的观察、体味的基础，形成个人的经验，当面对一个具体对象时，他们不是学院派的引经据典，也不是拿着尺子丈量比对，而是凭眼光作出自己的判断。应该说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感悟式的方法高度一致，这种方法是感觉的，经验的，个人化的，拿他们的话说，就是培养“眼力劲”。

如何看待“眼力劲”呢？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看，人的眼睛是实践的产物。就是说，人的眼睛是历史形成的，经过了长期的审美实践，通过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临摹、体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直觉判断。看起来，这种自觉似乎没有经过逻辑论证和推理，也没有事实依据和理性思考，然而，它就是可以一眼中的，非常准确。这是因为，在人的审美直觉里包含了过去的思考、分析和积累，最后它以“眼光”的形式呈现，实际在背后，它凝聚了大量观察、临摹、比较、实践训练过程。

观察、临摹、翻制，直觉判断，是艺术家研究石窟寺艺术的基本方法。其中央美六工的方法论是一个标本。尽管他们也会考虑运用其它方法的可能，但如果始终坚持下去，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也非常好。

当然，不能说所有艺术家和雕塑家都采用他们的这种方法，但以张伟、杨靖为代表的方法非常典型，代表了相当多从事艺术实践的艺术家们的共性。在今天，重新认识这种偏中国传统的方法，可能成为对理性、科学研究方法的补充，构成一种互补关系，而这恰好是今天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