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美院张强教授从视觉史的角度,指出响堂山石窟北洞高欢陵寝上“睡莲纹”的出现,是为了营造一种“天穹”之上的庄严。指示性的“侧面空间”与“上升空间”的莲花形式,成为北齐神武皇帝高欢的“魂魄家”视觉建设的重要方式。
清华美院孟媛博士设定了一个理想化的“假想观者”,在移动的视角中将北齐时期的水浴寺西窟内外的所有元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的视觉分析。目前视觉史和视觉文化的研究方法是艺术史研究领域的显学,这种这种方法的运用,为石窟寺研究带来了新的亮点。
天津美院的黄文智,采用了雕塑创作中的一种方法。雕塑创作着衣人物的时候,往往会先做出人物的裸体,把握人物的身体结构。他在研究佛造像的时候,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他有意把造像的外衣剥掉,还原成裸体,从而研究造像的身体结构。这种方法也许是一般做考古研究和文献研究的人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北京工大的李惠东在写作《佛陀的容颜》这本书的时候,采用了体质人类学的方法,更重要的,他是利用了雕塑家的造型优势,把握不同民族人像的造型差异。通过对人的比例、头骨、眼睛,鼻子,眉毛,嘴巴,胡须,发型等等部位造型特征的细致的比对和分析,阐述佛造像从“梵化”到“汉化”的演变过程。充分体现出了一个雕塑家的专业擅长。
中央美院王朝勇博士的研究也是另辟蹊径,作为艺术家,他在研究河北邺城地区造像的时候,着重从技法、材质与工艺的角度来进行探讨,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木雕专家,他特别注意造像的刀法、镂空、插接等具体的技术问题,从技法与工艺的角度,看造像与当时的政治、外交、文化传承和思想观念的联系。
还有西安美院郭继峰,他从古代的画诀、塑诀来讨论、认识传统造像的规律。这是一种反推,根据从造像实践中所形成的模型、范式,来探讨造像的依据和观念,也是人们认识造像的一条有意思的途径。拿西方的造型观念来看,有些传统造像的比例是明显不准的。但是民间工匠有自己的说法。比如“身长腿短是贵人”,这个说法显然意识到了比例的问题。今天的审美,人们都欣赏大长腿,可是古人却认为身长腿短是贵人像,要那么长腿干什么?面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民间文化及其观念确实是影响到了我们过去的造像,这个角度对我们认识古代造像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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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中的石窟艺术”研讨会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最激动人心的成果,是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时代高新科技融入到了石窟寺研究领域,它在方法论上产生的革命性的突破。从研究群体来看,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群体,即科技工作者出现在石窟寺艺术的研究中。这个群体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人们研究石窟寺的知识结构和方法论。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中心陈洪萍的论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云冈石窟和大同市博物馆现存很多残缺的魏碑,它们字迹剥蚀,模糊不清。该中心一方面借助专业的几何和纹理采集技术,通过对题记进行了高保真三维重建,输出正射影像图,以三维打印、复制等方式对其进行处理;另一方面,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对碑刻文字进行识别。经过多组实验和训练,最终设计出一套智能算法,这套算法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最后能将无法辨识的模糊拓片图像变为高质量的清晰碑文图像。收到了显著成效。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突破了现有的研究模式。
西安交大贾涤非教授,承担了一个用数字化的技术对《文昭皇后礼佛图》进行造型还原的课题。贾教授的研究团队将历史文献整理、现场考察、3D扫描与建模、数字复原等多种手段融合在一起,对这件碎片化的珍贵文物进行了精确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