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 | 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论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的出新

文、何作为有明一代的宗师，从者如云，其中不乏衣钵相传的高手大匠，但在文、何外，能自出机杼、面目独造的，当推汪关、朱简和苏宣。倘使说，彼时的印坛里，绝大多数印人是在完善文、何风格上下功夫的话，那么，汪关、朱简、苏宣却是在回避文、何，开辟新腔上作努力。

汪关治印显然摆脱了文、何的影响，白文取径汉铸，朱文取法元人。他善于运用冲刀表现光洁圆润的笔意，白文注重并笔，强化了印面的含蓄感，特别是刻朱文印，在笔画的交接处，故意留有“焊接点”（图四）以显示笔画的纯厚稳扎，为其首创。他的作品雍容典雅，华贵妍秀，嫩处如玉，秀处似金，具有沁人的书卷气息。如果说，文、何治印的风貌稍觉板滞，则汪关治印的神情是生气盎然的，他的面目流传较文、何为远长，直到清代的林皋、巴慰祖、翁大年，以及时下的陈巨来的印作多承继着他的流风余绪。朱简是独具胆魄的创新家，在有明一代，他是当之无愧的印学家，重理论，多著述，且编纂有鲜为人知的篆字工具书《印书》二卷，可见其于此道用心之专，用力之勤。迥异于文、何、汪关，他对传统的借鉴由两汉而周秦，取法乎上。朱简是流派印章里第一位表现周秦玺印意趣的篆刻家。他用刀，也迥异于文、何长切的技法，首创运刀碎切的新腔，一根笔道，往往由多次切刀衔接而成，锋刃起止，似合而离，流露出犀利的刀痕，犹如表达书法运笔中提按使转、顿挫起伏的笔意（图五）。因此，他的新风格是古淡奇拙、苍莽逋峭，特具气势的，既有刀的镌刻感，又有笔的书写感，他开创的新面名蜚彼时，而又贻利后世。到清乾隆时丁敬创立的浙派，不难看出是以朱简作风，尤其是以其切刀技法为滥觞的。

图四汪关篆刻

图五朱简篆刻

用刀，是流派印章初生期的一个全新课题，可是在彼时是颇多抵牾意见的。一些印人有专论刀法而钻入牛角尖者，但也不乏轻视和否定刀法作用者。论刀法而不论篆法者是舍本求末，而重篆法无视刀法者亦是忽视了石章毕竟是要刀刻出来的这一浅近常识。

事实告诉我们，以文彭、何震为翘楚而发生的流派印章，是由荒芜久远、篆失古意的陋俗坏氛中脱出，对篆法作严肃的追求是首要的使命。何震“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决不信”的见地是异常正确的。然而，我们又须看到流派印章崛起的物质因素是铜印时代为石章时代所替代。铜质坚韧难攻，故宋元佳印多由文人篆字后再由高明镌刻技能的工匠镌成，在这种状况下文人毋需致力于镌刻。而文人刻石则是篆刻的整个过程都由本人来完成，刀落石开，宛如毛颖挥运于佳纸，是不可不讲刀法的。朱简批评其好友赵宧光“写篆入神，而其刀不任”的能精篆法而不精于用刀的公允评价，即是一个事实。因此，任何把篆法与刀法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见解，重篆而轻刻的见解，都是错误的，用于实践则必然会因“用刀不任”而功亏一篑。

明人徐上达称：“印字有意、有笔、有刀，意主夫笔，意最为要，笔管夫刀，笔又次之。刀乃听役，又其次之。三者果备，因称完美。”这三者兼论的意见是可取的。但其毕竟还是把用刀看成是次而又次的东西，只是附庸于意、笔的被动的“听役”，从而忽视了刀本身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忽视了神奇的用刀对意、笔的充实和补益作用。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纠葛中，印学理论与创作俱佳的朱简高屋建瓴，提出了“使刀如使笔”、刻刀即铁笔的见解，实在是精当、辩证且深邃的。他以自己的理论与成功的实践，及时地纠正了偏见，统一了认识，引导篆刻艺术健康发展，亦给后人以莫大的裨益。

苏宣是有幸直接得到文彭亲授的后生。他尝临摹过上千方汉印，堂堂正正，功力深厚，加之生就的豁达豪侠气质，使他对篆刻的创作有独到的认识。他曾这样认为：“世不相沿，人自为政。如诗非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书非不法钟王也，而非复钟王。始于摹拟，终于变化，变者愈变，化者愈化，而所谓摹拟逾工巧焉。”这一番了不起的高论，既是对往昔入木三分的总结，也是对自我攻艺方向大彻大悟的写照。因此，他的印作松朗壮伟，格局宏宽，特具一种“放浪形骸之外”的恢宏气象。值得指出的是，不论其对用刀的理解与意识程度如何，客观上，他的用刀强调着力度的表达，强调从大处入手，镌刻的线条凝重，浑厚，有震荡感（图六），对清人程邃有着明确的影响。

图六苏宣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