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慰祖丨南朝刘宋印群探例

南朝既可定，便可进一步探讨在宋、齐、梁、陈诸朝中落实具体归属的可能性。

上揭诸印所涉县名除“青川”“西宁”“丞县”“长宁”“丰乐”《宋书》无考，余为刘宋县名。后多为南齐沿置，仅“郫县”“丰乐”“永昌”未见于《南齐书》。梁、陈版图收缩，无法更多覆盖此印群所及诸县，可以暂不考虑。因此，从逻辑上讲，宋、齐两朝均可能颁铸这批官印。进一步确定这个印群的年代位序，还需要在东晋至南朝时期的印文与形制演化的序列中寻求它们的定位。

东晋至南朝的印文、钮制形态与北方十六国和北朝走向虽不同步，但文字演变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为不断加快的汉篆体势结构的疏解，这是共性的方面。同时，南北政治谱系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又导致它们从共同的秦汉规制中走出以后，表现出演变方向的偏移。十六国后期至北魏，疏散、粗犷的作风急速地滋长，如“邺宫监印”（图34）、“奉车都尉”（图35）、“范阳公章”（图36）、“魏昌令印”（图37）、“军司马印”（图38）。东晋的走向则是沿循西晋的传统渐进式地向简率发展，但总体上保持相对内敛的规范。东晋颁给少数民族的官印“亲晋王印”（图39）、“蛮夷侯印”（图40），以及长沙、南京晋墓出土的两方“关中侯印”（图41、图42），可以反映东晋印文演化的基本走向。在文字及凿刻风格上，东晋私印颜綝六面印（图43）和刘宋、南齐间人王僧虔的六面印可以作为参照。其共同的表现是趋于纤细、峻利，但文字结体仍以方正为基调而未导致凌乱、变形。这样，我们可以对东晋至南朝初期这一阶段的印文体势和凿刻特征做出一个估量。换而言之，从印文形态的演变尺度来看，本文所揭的印群在风格上应当处于承接东晋的节点而不能太远，定其为南朝前半期是合理的。

图34邺宫监印

图35奉车都尉

图36范阳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