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句话的意义不在于“巴黎流派史”的精确对应,而在于它所折射出的历史张力:在一个更短的时间尺度上,中国艺术完成了更密集的结构转换。这也正是今天关于“语言确立”与“判断生成”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迫切的原因。
他也特别提到,新生代艺术家已经在现场行动,他们的探索和实验充满了生命力,正在迭代前辈的语言结构,走上前台。这个过程,需要被观察、被记录,也需要被推动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知识之岛》不锈钢高6米2012年
八、回到那片土地
回看这一切,我愈发清楚:朱尚熹所谓的“语言的突破”,并不在高处。它来自桂林春天湿冷的空气,来自松树林间的石粉,来自那段没有被展览规训过的时间。
它也来自一种清醒的判断:
旧的叙述已不再有力,艺术语言必须重新发芽;
年轻一代必须站在土地上;“纯粹”的现场必须继续存在;群体的共振才是语言真正的生成方式。
这篇文字,留给这一代语言的,是一个判断:
有些话,是在现场被轻轻说出,然后被土地记住的。

《生命的形式》混凝土仿石平均高1.4米共6件
九、策展人说明
这篇文章整理自我与朱尚熹老师近期的几次语音对话。对话发生在极为自然的交流过程中,没有正式的访谈提纲,也没有事先设定主题。正因如此,他的话语保留了最直接、最本真的思想姿态。
朱尚熹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指路人。约三十年前,在桂林愚自乐园,他给我开过一份书单,那是我走上学术探索与策展写作道路的起点。后来,在他的引荐下,我参与了北京奥运雕塑项目,也因此见证了从“体制外的公共艺术现场”到“国家级项目语境”的历史转换。

《生命的形式》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