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类方案中,高天民的思路与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在《走向世界与主体精神——中国美术话语建构初探》一文中,他以传统的“和谐”理念再释了中国美术的超越性价值,并以此破解了西方艺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进步观”。这意味着,中国美术话语及批评标准的建构具有历史的、时代的合法性。在高天民看来,中国话语建构必须坚持民族性、普适性、多元性和可持续性这四项基本原则。[69]很显然,这个思路是建立在古与今、中与西、当下与未来之折叠式坐标之上的,因而,它既是超越性的,又具有实践性价值。
结语:走向未来的批评
上述所论诸点或许会让我们确立这样的事实:《美术》杂志不仅是中国当代美术批评历程的书写者,更是其话语范式、价值坐标和体系化的建构者。它所刊载的文本,可谓一部关于批评如何塑造当代美术史的“信史”。其中的每一个重大命题,都已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历史性节点。它所提供给我们的真理是:当代美术的精神高度是由批评思想的锐度所镌刻出来的。
当然,梳理历史从来不是为了炫耀往日的业绩,而是为了获得面对当下与未来的经验与勇气。作为主流批评、精英批评的标杆,《美术》杂志或将在三重巨变中,重新锚定自身的方位与使命。首先,在地缘政治重构、文明竞争与互鉴的宏大叙事中,持续性地建构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主体性与话语体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史实表明,依赖西方现代文化成果来完成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愿望,已是被历史证伪的谎言与迷思。中国美术批评未来的主要任务,便是彻底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制约,依托于传统文化资源、百余年来的现代性经验以及日新月异的当下实践,另起炉灶,创建具有自主性的批评概念与体系,以此破解当下所遭际的问题。其次,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中,批评必须重审艺术的本质、创作的主体性和人的价值。面对“未来已来”的人工智能、元宇宙洪流,批评不能停留在技术惊叹和工具主义层面的探讨,而是必须将自己升维至哲学与人类学的根本追问:当机器可以创作时,人类艺术独一无二的“灵光”何在?未来之批评,必须将艺术置于更为广阔的“科技——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予以审视。未来之批评家,需要与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展开跨界对话,共同思考技术在解放艺术潜能时,所带来的情感疏离与主体性危机。最后,在媒体生态巨变和由此导致的话语权力变迁中,主流批评必须重塑其公共性对话的功能、机制与空间。专业批评、精英批评如何与自媒体、算法推送、碎片化阅读共存?主流批评的深度探讨如何在不屈就流量逻辑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传播并介入公共讨论?这要求主流批评在坚持学术性、学理性与价值判断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文本形态与话语策略,以建立起更广泛的公共连接机制,从而实现文化塑魂的公共职责。
瞻望前路,挑战固然严峻,但一个根本性的信念依然值得坚守:《美术》杂志批评话语既是历史的塑造者,也必将是未来美术概念的定义者与发展版图的先觉者。
注释:
[1]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美术》1979年第5期,第33—35、44页。
[2]吴冠中:《关于抽象美》,《美术》1980年第10期,第37—39页。
[3]高名潞:《关于理性绘画》,《美术》1986年第8期,第41—47页。
[4]高名潞:《'85青年美术之潮》,《文艺研究》1986年第8期,第33—41页。
[5]方舟:《批评本体意识的觉醒—美术批评二十年回顾》,《美术》1986年第11期,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