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Figaro:你的专业求学路径堪称精英化的闭环:广美附中、四川美院,再到海外留学、读博、天津美院任教。在这种严丝合缝的学院体系里,你是如何保持那种野生的、反规训的创作状态的?
张钊瀛:我小时候有轻微的多动症,画画更像是一种让我安静下来的生理机制。读广美附中时,美术考学还没有完全进入高度套路化、模块化的阶段。那时我在学校对面的书店买到王华祥老师的《将错就错》,里面颠覆传统素描的逻辑对我冲击很大。书后印着北京培训班的地址,我第二天就坐火车去了北京六环外的上院村学画。那里很荒凉,但那种不安分的东西特别吸引我。后来决定考川美,也是因为看到一本《西南的力量》。罗中立和川美艺术家身上的变革性、野性,让我很想离开广州,去一个更能打破安稳生活的地方。但我们一进大学,很快就迎来了幻灭。2008年入学,正好赶上当代艺术市场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老师一边讲当代艺术曾经多么辉煌,没有市场的诱惑和资本接盘,我们反而变得更纯粹。
大二时,我在油画系里偷偷做装置,结果拿了年展的奖。当时成都有赞助人打电话问这个装置卖多少钱,我刚睡醒,脑子里根本没有钱的概念,就迷迷糊糊地说:“那我就捐给你们美术馆吧。”现在回头看,那种野生的、没被社会时钟完全规训的状态,反而在泡沫破灭的年代里保护了我。

《泰坦之宴》(现场1),2013年
SoFigaro:你如何看待“奥德赛时期”?
张钊瀛:所谓“奥德赛时期”不一定只是穷或者漂泊,它更像是社会时钟突然失灵了—你明明已经很努力地往前走,但事情不按一般顺序发生。很多节点都延迟、折返,甚至缺席。但后来我反而觉得,这些经验挺重要,它们逼着你把“重新开始”当成常态。

《终身美丽——幸福旅程》,170×260cm,布面油画,2023-2024年

周松:别空想也别着急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