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帅丨中华传统生活美学何以赋能中国当代创新设计

除了现在已有的文献之外，那些尚未被发现或尚未引起重视的资料，相对来说更容易被我们忽视，或者研究得不够充分。尤其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发展迅速，新史料、新文献层出不穷，而这些新史料、新文献中的美学思想目前的发掘还远远不够。近年来，简帛出土文献不断涌现，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出土文献也蕴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美学思想，而学界针对这些新材料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目前的简帛研究几乎没有美学界的人参与，也几乎没有人从美学角度进行探讨。事实上，通过这些新出土材料，我们可以重新建构早期中国美学乃至生活美学的面貌。更晚近来看，从敦煌文书、宋元题画诗，到明清以来大量笔记文献，也都蕴藏着丰富的生活美学思想。可以说，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资源极其丰富，但体系化建设不足，有待继续探究。

笔者认为，如今在学术上发展出的生活美学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李泽厚的实践哲学，另一个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身体美学。

先说李泽厚。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我国曾经有两次美学热。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热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焦点问题是“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围绕这个议题，当时学界分成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争论不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1950级哲学系的一位学生站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泽厚。当时年仅20多岁的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当时几个派别的所谓“第四种观点”。他认为，美既不是单纯的主客观，也不是单纯的主客观统一，而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当时的美学理论辩论中，这一观点代表了水平相当高的一派学术立场，一方面显得非常综合，另一方面也为当时主客观之争做了较为圆满的阐述。他吸收了双方的合理观点，同时又从实践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一些新的美学问题。

李泽厚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主编了《美学译文丛书》，在中国倡导美学的研究。因此，很多中国学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最早“开眼看西方”的窗口就是美学。他们通过美学了解西方学术界的动态与进展，可以说“以小致大”。美学站在文学与哲学的交叉点上，既可以向文学方向发展，也可以进入哲学与史学的研究。李泽厚提出的“华夏美学”本质上是一种美学史的写作，因此他在当时成为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然而，他的思想不仅限于“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或者“美的本质”这样的理论范畴，他更进一步发展出自己原创的哲学思想。李泽厚原创的哲学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吃饭哲学”。他信奉马克思的一句话——“以往的一切哲学都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所以，李泽厚的哲学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哲学或者说实践美学，它不仅探讨抽象的美学理论，更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关注艺术和美学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这种实践美学无疑让生活与美学联系得更加紧密。可以说，李泽厚对于“生活美学”的推动，是在他的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的。

某种程度上，李泽厚的“美学三书”（《美学四讲》《美的历程》《华夏美学》）一方面阐释中国的美学史；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他鲜明的观点——一种可以称为“吃饭哲学”或者“实践美学”的概念。他把中国的一些美学范畴，应用到对艺术实践的解释中。比如，以前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讲什么“艺术的自觉”，李泽厚就讲中国艺术的自觉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魏晋以前的很多优秀书法作品，大家并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些作品不是自觉的，连工匠的名字也没留下来。魏晋时期，王羲之作为一位著名书法家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有了人们普遍接受的“书法艺术”的范畴。李泽厚既有对美学史的研究，也有这样对于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生活美学”或“实践美学”理论，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他在生活实践或者说哲学实践中，倡导一种哲学或美学对于现实生活和艺术的介入和解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生活美学的提倡和研究可以追溯到李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