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都了解现代设计教育的源头——包豪斯。包豪斯拥抱工业化时代所带来的“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研究点线面和工业生产中的设计问题。包豪斯之所以成为现代设计的鼻祖,并不是因为它发明了机器,而是因为它思考了机器时代的审美应如何变革,机器时代的审美是否有其内在规律,以及应如何建立起机器时代的视觉规范。因此,设计归根结底还是审美和视觉的问题,如果设计真的将自己视为“科学”,那么设计从根本上就立不住。设计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是在科学或技术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新时代的审美法则。包豪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包豪斯并没有发明工业产品,而是思考如何让工业产品更加符合审美规律。它在工业化社会中做的是如何将工业生产与艺术结合,提出了机械时代审美的可能性问题。包豪斯深入探讨了如何在工业化生产的背景下建立一套符合新的生产方式的美学标准。它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发明产品,而是如何通过设计来回应机器时代的审美需求,从而创立一套更加符合工业时代的新的审美法则。
03中华生活美学设计实践与审美范式变革
中华生活美学的设计实践,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样式”或“中国符号”。以往我们在谈中国风格时,往往只是提供一些中国符号或中国样式,其实需要关注更深层的东西,比如中国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一些所谓的“中式设计”,大多是用大屋顶、云纹、印章这些元素来代表中国,其实这些都是表层的运用。相比而言,品味蕴含更深层的精神内容是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说到日本的东西,人们讲的通常是“品位”,而不是对应具体的形式元素。很难说出什么元素是“日本元素”,只能说“侘寂”“物哀”这样的审美观念,这正是“品位”与“元素”的区别所在。因此,中国品位也应该是内化的,是一种文化气质的表达,而不是符号的堆砌。我们在做中国设计时,不能只停留在样式复制的表层,必须在美学精神和生活哲学的层面上建构“中国品位”。
具体地说,蕴含中华生活美学精神的“中国风格”设计的特征可以从如下几点说起。
一是“顺应天道”。它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交融、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这种理念在很多传统设计中都能体现出来。比如,苏州大学李超德教授曾提到一个典型案例,在苏州大学老校区,有一棵树挡在计划新建建筑的位置上,设计团队并没有把树砍除,而是重新调整了建筑造型与方位,重新设计造型,围绕树建造了新建筑,主张建造让位于生长。这就是中华生活美学的特点——首先要符合天道与自然,让人去顺应天道,而不是让天道屈从于人造的东西。这是根植于中国设计文化里的一种价值观。
二是“和而不同”。中国传统的美学体系从来不是单一的,也很难归纳总结出一种固定样式笼统概括所有“中国风”。所谓“中国风”,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这些元素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风”,但又很难准确说出它们的共同特点。每一种“中国风”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特定的社会和地理特征。它并不是一个死板、固定的定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每个人对“中国风”都有自己的理解,这些不同的理解最终又能够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华美学强调多元、包容,服饰“量体裁衣”、居室“因地制宜”——每个特定地点、时期的设计表达都有自身的文化土壤和历史背景。这种多样统一,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审美”。因此,“和而不同”也是中华生活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