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帅丨中华传统生活美学何以赋能中国当代创新设计

另一位是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大量引进福柯的著作，特别是福柯早期的知识考古学，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关注。福柯后期更是实践了自己的身体美学，试图让身体获得解放和自由。只不过他后期的理念有些惊世骇俗，他甚至认为同性恋和性滥交也是身体美学，因为这些都旨在让身体获得解放和自由。福柯很早死于艾滋病，因此对于他的身体美学生活，我们并不认同。但他在美学研究中确实走出了一条从理论到实践的道路，我想这可以看作是生活美学的另一个源头。

总结起来，笔者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发展出“生活美学”这一支，至少有两个理论源头：一个是李泽厚的实践哲学，另一个就是福柯的身体美学。之后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中国倡导生活美学，实际上正是继承了这两个源头的发展脉络。新时代以来，在传统工艺、“非遗”热，特别是文化自信自强的背景中，重新提出中华生活美学的概念，应该说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源头。

02中华生活美学与中国设计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关于日常生活与设计的讨论，其实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我国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流行美学热，20世纪90年代则流行文化研究。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并不是高雅文化研究，而是泛文化研究。在流行文化研究中，有一派专门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如果往前追溯，文化研究最初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更多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支，尤其关注通俗文化、小众文化、底层文化的合法性问题。

起初，法兰克福学派是批判文化工业的，他们认为现代文化被工业化、被异化，批判意味很强。法兰克福学派并不讨论文化本身，而是对文化工业化的现象进行批判。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使文化沦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因此他们谈论的文化并不是文化研究的意义上的文化，而是对“文化工业”的批判。20设计90年代的文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法兰克福学派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判断或者价值判断，而到了文化研究这里，尤其是像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则对这种“高高在上的道德批判”进行了某种纠偏。文化研究逐渐从对政府的批判开始，转变为对社会底层现象的拥护，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方式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批判。伯明翰学派与此相反，他们则更关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文化实践，比如流行音乐、街头文化、亚文化现象，甚至毒品文化、LGBT文化等，他们希望为这些少数群体、边缘文化争取存在的合法性。

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本质上不是简单地把生活美化，并不像人们表面理解的那样把日常生活设计得漂亮一点、装饰得好看一点，而是认为这些底层文化、边缘文化本身就拥有一种自足的、诗意的审美价值。这里所讲述的“日常生活”，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这种思路其实与福柯后期的身体美学也是相通的，都是强调个体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实践，认为少数派群体过着一种非常自足的、诗意化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通俗文化，或者说是一种中立的通俗文化。再稍微极端一点的，则是少数派文化，其核心目的是论证“存在的合法性”——这些人在其审美化的人生中，形成了一种非常自足的审美生活。我们剥离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外衣之后，实际上也为今天中国学者研究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提供了某种理论武器。设计也是如此。从事高雅艺术和装饰的人往往很讨厌现代设计，他们认为，机器是冷冰冰的，非常难看，装饰才是最美的。的确，传统的艺术理论和传统艺术实践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凡是方方正正的东西，在传统美学中都被视为丑陋的。而现代设计则告诉我们，工业化的产品也是美的，相反，装饰就是罪恶。这个判断有非常强劲的力量。在今天，它可以被我们这些从事设计研究的人重新拾起，并进一步颠覆传统美学，也就是康德美学。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是在为当代文化，或者说为当代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提供赞歌的理论武器。从这个背景出发，生活美学以及生活美学史的研究，确实能给设计学的理论突破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