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帅丨中华传统生活美学何以赋能中国当代创新设计

按照传统的康德式美学，美是无功利的、超越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设计恰恰是有功利性的，是与使用功能紧密相关的。在康德的体系中，设计之美总归是次一等的。但如果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入手，把美的概念扩展到流行文化、大众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设计之美就获得了充分的理论正当性。这对设计学科体系建设很重要。它帮助我们打破传统美学那种把“纯艺术”置于至高地位，而把应用艺术、实用设计排除在外的结构，使设计不再处于附庸地位，成为日常审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康德美学所认为的最高形式的美是装饰性的美，例如器物或者包装，在他看来并不构成真正的“美”的问题。虽然康德也承认它们很好看，但这已经是“等而下之”的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某种意义上颠覆并超越了康德美学，甚至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业美学和设计美学提供了理论武器。今天的文化研究也是如此，根据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我们能够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美。据说张爱玲喜欢闻上海电车的汽油味，她拥抱工业化，放到“绿满窗前草不除”的传统社会里，汽油味多么反人类。但张爱玲认为这是时代的东西，她为这些东西穿上了审美的外衣。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加批判地照搬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套。因此，我们既要分析它的理论来源，又要分析如何为己所用。这两者是可以区分开的。一方面我们知道它们确实是论证现代社会里的设计美学的具有解释力的武器，另一方面要研究更深层的东西，如何引导现代设计观念和传统美学相接轨，对此还需要加以批判。文化研究确实为我们理解工业设计、流行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但如果要深度融合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设计理论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和融合。如何在现代工业设计中融入传统的审美范畴，比如“生生不息”的观念、“天人合一”的理念，这些都需要我们既了解西方的新理论，又能根植于自身文化土壤进行创新。再如，过去传统社会讲究自然之美、工匠精神，而现代社会有了机器化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没有美感。相反，我们应该发掘出工业化生产中属于这个时代的美。总之，生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确实能为今天的设计学理论建设提供重要启发，既帮助我们打破旧有的理论局限，又能为中国设计学科走向自主体系提供思考路径。

眼下，设计领域有两种主要的学术取向：一种认为设计是科学，另一种认为设计是艺术、文化。这两种观念很难交融。今天，中国的设计领域尚未明确界定这两种思维的关系，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我们需要研究交叉学科的构成机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做得更加包容。一方面，我们要了解这两个范式的具体含义；另一方面，也需要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设计，毕竟是为科学技术做形象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明确设计是艺术、文化，而非科学。设计史上每一次话语权的提升，都是审美的因素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

回顾设计史的变迁不难发现这一点。比如公认的“现代设计之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他们生活在工业化刚刚开始、机器大量涌现的时代。当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大量机器产品的出现使得生产效率极大提升，但是这些工业化的产品缺乏审美价值。拉斯金和莫里斯意识到，这些产品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它们的外表过于丑陋，缺乏审美。基于此，他们提出，不能让工业化的进程夺走我们的美感，应该通过设计将美融入工业产品中，从而提倡一种工业时代的新的美学理念，改善当时工业化产品的审美缺陷。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工业产品缺乏审美、工业生产需要美学的介入，才使得他们而不是蒸汽机、印刷机的发明者被认为是“现代设计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