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 | 数智化趋势下的审美回溯

与历史认识论的主张针锋相对，进化论主张人类视觉是恒定不变的，从人类完成进化以来始终没有变过。丹托(Arthur Danto)就持这种主张，尽管他不是典型的进化论美学家，但他在论证视觉的恒定性时采用了进化论的主张。丹托指出：“眼睛有进化，没有历史。眼睛的变化源于突变，而非历史变迁；据我们所知，眼睛的进化如同人类基因的进化，可能始于一百五十万年前，甚或更早。无论如何，在过去十万年中，人类并未发生重大进化，更不用说从乔托到安格尔以及法国学院派这短短六百年了。”

丹托不否认对眼睛看到的东西的再现会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但这绝不意味着眼睛看见的东西发生了变化，不意味着人类的视觉能力发生了变化。在丹托看来，中国人眼中的山水绝不会像中国山水画中的山水。丹托和贡布里希有一位共同的中国画家朋友蒋彝。贡布里希对蒋彝用中国画的方法画的《德温特湖畔之牛》做了这样的评论：“蒋彝先生当然乐于使用中国惯用手法适应新的要求；他要我们这次‘按照中国人的眼光’[through Chinese eyes]来观看英国景色……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固定的中国传统语汇是怎样象筛子一样只允许已有图式的那些特征进入画面。艺术家会被可以用他的惯用手法去描绘的那些母题所吸引。他审视风景时，那些能够成功地跟他业已掌握的图式相匹配的景象就会跃然而出，成为注意的中心。风格跟手段一样，也创造了一种心理定向，使得艺术家在四周的景色中寻找一些他能够描绘的方面。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贡布里希进一步说，蒋彝绘画“使外行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说的‘观看’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习惯和预测”。总之，贡布里希坚信蒋彝看到了他所画的东西。蒋彝的画跟100年前一幅用古典风景画方式画出的同一母题的石板画不同，是因为蒋彝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蒋彝之所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是因为他的观看受到中国画的图式和习惯的影响。这些影响让蒋彝有了“中国人的眼光”。

对于贡布里希的这番评论，丹托不予苟同。丹托与蒋彝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20年同事，对蒋彝的了解比贡布里希深入得多。丹托不认为蒋彝看见的东西跟美国人不同，蒋彝的画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他看见的东西不同，而是因为他对看见的东西的表现不同。丹托说：“习惯与预测规定着事物如何被表现，而非事物如何被看见。我们期待中国画家以我们习惯认同为中式的方法来表现事物。”在丹托看来，蒋彝只是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绘画的习惯看法而已，因为他要以此来养家糊口。

在将“观看”(seeing)与“表现”(showing)区分开来之后，丹托对影响观看和表现的因素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人类的观看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自从人类完成进化以来就没有重大变化。人类对观看的表现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绘画发展的历程向我们展示了表现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在丹托看来，如果没有不变的观看，如果观看随着表现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就根本看不出表现的变化。丹托说：“倘若正如‘视觉的历史性’这一激进观点所主张的那样，观看依附于表现，那么观看就会与表现形成高度适配，万物看起来便永远会是理所应当的模样。”

事实上，主张“视觉的历史性”的贡布里希在依据图式与匹配来建构美术史时，不自觉地站到了丹托一边，他以基于眼睛的观看来修正继承的图式，从而推动美术史不断向前发展。贡布里希承认，到了印象派绘画，图式的影响已经式微，画家已经能够画其所见。贡布里希引用塞尚对莫奈的赞叹：“莫奈仅是人的眼睛而已——可那是怎样的眼睛啊！”莫奈不再是用手作画，而是用眼睛作画。莫奈不同寻常之处不是他手艺的娴熟，而是他眼睛的敏锐。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是画家拥有好的眼睛胜过拥有好的手艺对于印象派来说是成立的。图式是对手的规训，而非对眼睛的规训。印象派画家认为他们已经可以超越任何图式作画了。尽管绘画与绘画对象之间的区分始终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绘画是朝着逼真再现现实的方向发展的。贡布里希说：“无论我们对事实作怎样的解释，所有再现之作都可以用某种方式按照从图式化到印象主义化的顺序排列起来这一点总是颠扑不破的。”推动绘画再现从图式化到印象主义化发展的，是眼睛不屈不挠抵制对图式的适配。眼睛能够看出来画得像不像，至于是否追求画得像不是眼睛可以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