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挺｜重建中国画创作理论的“读画”意识

这一争论最终指向的，不仅是更为周全的论证方法，也关乎今天建立面向创作实践的理论判断。外部方法进入中国画研究领域时，可以展开艺术话语、市场制度、材料科技等讨论，但作品应成为论证的起点与回返之处。如此，“读画之学”不只是鉴赏的雅玩，而是能生产出具有学科独特性、不可为其他社会科学所替代的知识。

四、“读画”视野下的展览生态

就当下中国画的展览生态而言，全国美展不仅是中国画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场域，也是艺术话语、审美规范与创作趋向深度博弈的观察窗口。全国美展显示出中国画创作持续扩容、整体推进的繁荣态势，具有组织优势、品牌优势和动员优势，但在创作层面仍需着力摆脱“模式化、模板化、套路化”的束缚。从“读画”的角度看，所谓中国画创作有“高原”缺“高峰”，是对各类展览在繁荣表象之下创作质量结构的进一步追问。

不可否认，全国美展的机制在保障展览质量、引导创作方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部分创作者在长期适应展览评价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趋同的、相对安全的表达方式。有论者称之为“国展体”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作品的技术底线与庄重感，但也有部分作品出现了题材自我复制、风格雷同的倾向。与此同时，笔墨根基弱化、对“以书入画”理解的窄化或缺失，以及写意精神的流失等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画创作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值得警惕。甚至部分作品为追求即时性视觉效果，正以牺牲艺术本体深度为代价。

除全国美展及各级体制性展览之外，各项双年展、三年展、画廊展、艺博会、美术馆项目展等，同样参与着中国画的生产与价值确认。尤其在西方当代艺术运行的语境下，画廊代理、展览履历与收藏系统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晋级路径。这也导致了近年来的中国画创作中，一部分流行起强调工整、繁密、高完成度的所谓“工笔腔”，以及某种过度风格化、标签化、陈列化的创作倾向。许多中国画作品为适配市场与展览趣味，刻意固化个人符号，放弃语言探索，原本应在不断试探、修正与生长中展开的艺术语言就此被遏制。其背后所显露的，正是当代中国画相对缺乏一种深沉有力的传统，缺乏一种自省内修、充分理解“为己之学”的传统。

尤其是在“观念先行”之风盛行的情形下，中国画创作常常成为对某种机巧观念的含混阐释，知识与技术也因此容易失去应有的精神依托，降格为视觉生产的手段。由此再看中国画创作，问题便不只在于是否进入现实、表现时代，而在于现实经验能否经由笔墨语言的内在锤炼，升华为具有精神高度的艺术境界。若借“风雅颂”而论，则其于“风”者，深于乡土家国与民族生活之体察；于“颂”者，见于重大历史题材与时代风貌之书写；唯于“雅”者，即如何由现实经验中提炼出更高的精神境界与超越品格，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所谓“雅”，不是脱离现实的清玩趣味，而是中国画扎根现实生活之后，仍能保持一种不为物役、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超越品格。若缺少这一层，中国画便容易停留于题材再现、叙事说明与技术完成，而难以生成真正具有精神深度的艺术世界。

这种精神高度的缺失，使得中国画创作愈发沦为为某种既定观看机制服务的产物，而非从艺术家置身时代叙事中内化的经验里自然生长而出的成果。无论是“国展体”“工笔腔”还是某些市场导向的风格，不同展览系统确实会形成各自的创作偏好，部分作品在这些偏好中趋于稳妥、熟练，甚至出现同质化现象。落实到中国画，则表现为创作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当代题材的外延确实有所拓展，但在艺术语言表达上往往浅尝辄止、符号化处理，既无真切的时代体验，也缺乏精神深度，沦为悬浮空洞的图像生产。不少创作往往由观念先行出发，而相对缺少对物象的持久凝视与反复体认，是在持续逼视中不断校正感知、生成语言、深化判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