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挺｜重建中国画创作理论的“读画”意识

近年来的体制性展览中持续强化现实题材、历史题材与重大主题创作，这是新时代美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也确实推动了美术与时代现实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但中国画领域常将主题性简化为图像再现，未能将传统文脉、笔墨精神与时代经验有机融合。在体制外展览中，当代性又时常被转化为一种可被消费的样貌、可被传播的概念和可被复制的风格，中国画的当代性时而被窄化为西方观念的材料移植，丢失自身文化根性与语言自足性。从“读画”的角度看，缺乏“高峰”的原因不在于画什么，而在于如何使题材、经验与语言在作品内部重新结合，使形式本身成为理解时代的一种方式—对中国画而言，更是要在守住笔墨本体与写意精神的前提下，实现传统的当代创造性转化。

五、“读画”立场下的批评重建

当下，关于宏大叙事与外部语境的讨论日益繁密，而对具体笔墨理法、形式生成机制及创作实际问题的研究与反思却相对薄弱。艺术批评的缺位，正表现在其满足于展览说明与泛化表态。不少展览评论仍偏于现象归纳、价值表态与宣传性总结，真正针对作品内部语言、观看方式、媒介机制和创作方法展开的分析仍显不足。尤其针对中国画，缺少对笔墨、气韵、写意精神的专业辨析，难以回应笔墨失根、精神弱化等核心症结。批评不能深入作品，便无法真正回应创作，更难承担引领创作的职责。在当代展览体系中，批评者、策展人、画廊、机构与收藏系统之间常形成相互借重的关系。画廊与展览需要批评提供学术包装，批评也借助展览平台获得传播空间。由此，批评容易弱化其对作品质量的检验，转而成为艺术市场机制的一环—这进一步纵容了中国画创作的同质化与套路化。

要改变这一局面，仍须推动艺术批评重新回到“读画”的立场，回到作品本身，回到语言自身，回到形式与经验得以生成的现场。对当代中国画而言，批评的关键在于如何直面传统与当代、本土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重建兼具文脉根基与当代视野的价值尺度。进一步说，当代中国画若欲真正回应世界性的观看与判断，终须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国画如何走向世界”。对此，真正关键者并不在于它是否不断更换媒介外观，或是否主动迎合既有的国际当代艺术话语，而在于它能否重新确立自身的精神深度与语言强度。尤其在当下数字图像生产日益普遍的背景下，那种过度光滑、平面、便捷而空泛的视觉效果，恰愈发反证出绘画语言、笔墨质感与形式厚度之不可替代。对中国画而言，笔墨关系到艺术如何在有限形质中承载更深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分量。中国画走向世界，并不在于放弃自身语言以换取某种外在的当代性认证，而在于经由对笔墨本体、精神深度与文化传统的重新体认，使其在当代经验中生成能够被普遍感知的艺术力量。

结语

当代中国画生态中，“读画”这一基础能力的缺失使创作与批评之间出现隔阂与错位。艺术观看与表达的成立，本质上源于一套可学习、可传承的审美能力，“读画”则是这套训练的核心。重建当代中国画创作理论的“读画”意识，既是纠正批评写作中重观念、轻作品的偏向，也是为了重新回答新时代中国画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只有当理论、批评与创作重新在“读画”这一基础上形成有效互动，中国画才有可能从“高原”真正走向“高峰”。

注释

[1]（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2]Michael Baxandall,“The Language of Art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10, No.3 (1979): 453-465.

[3]（宋）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09页。

[4]（宋）郭思编，杨伯编著：《林泉高致》，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69、103—105页。

[5]T.J. Clark, Image 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6][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7]James Cahill,“The Case Against Riverbank: An Indictment in Fourteen Counts”, in Judith G. Smith and Wen C. Fong(eds.),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Department of Asian Art,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9.

（文/丘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美术》美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