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长江流域大水，惊天动地！国家领导人来了，解放军来了，全国人民的支援也来了。我就是1998年调到长江重镇安庆工作的。

1999年，长江中下游又发了大水。就安庆而言，1999年的大水一点都不逊于1998年。长江干流的大流量来水，加上梅雨季节的连续强降雨，安庆的华阳河、皖河、菜子湖三大水系，因长江水位高而入江排水不畅，全市内涝严重。

7月13日，宿松永天圩溃破，继而宿复路中断，湖北黄梅的感湖，宿松的龙湖、黄湖、大官湖，直至望江的泊湖连为一体，一片汪洋，宛如古雷池再现。复兴、汇口、洲头等乡镇完全和宿松县城失去了陆路联系，我们到那里要先坐车、后乘船、再找车。

8月末，眼看大中小学就要开学了，我和宿松县政府刘同鑫县长到沿江乡镇查看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出了孚玉，走过千岭，快到乘船的临时渡口时，前面的车被人拦住了。

刘县长一脸尴尬地对我说：“群众上访，您稍等，我去处理一下。”我说：“还是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拨开围观的人群，看到了那个一脸愁容的拦车主角。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说。我们两个一个市长，一个县长。”

他好像对我们并不太信任，又像是自言自语，对我们说：“你们和中央不一样。”

我说：“你慢慢说，我们和中央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你们和中央电视台说的不一样。”

我把他的话接过来：“是不一样，中央电视台都是帅哥靓女，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我是山东人，一口山东土话。我们还是说要解决的事吧！”周围围观的农民哄然大笑。

他说：“中央电视台说灾区的学生可以免学费，我孩子考上武汉的大学了，通知还是要交学费。去年就受灾，今年又有灾，我们怎么交得起学费呢？”

那时候，全国义务教育的学杂费、书本费还没有取消，中央电视台讲的是教育部和财政部安排对中西部受灾地区要免收义务教育学杂费。

高校收费入学的政策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的，实施还没有几年。一般来说，当时武汉的大学一年学杂费和住宿费要3000多元。对一个连年受灾户来说，确实是一个难以过去的坎。那时候，大别山的贫困地区就有一个说法：“不上大学一辈子穷，上了大学马上就穷。”看到这位老农的一脸无奈，我心情也沉重了。他的问题并不是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但学费问题对他一家确实是一个大坎大问题。

刘县长是一个长期在基层打拼的务实向善的领导干部，他说：“你的事我们来想办法吧，今天市长要去查看灾情，你把我的电话留下，一定要让孩子去读书。”

后来，刘县长向我汇报，他了解情况属实后，通过民政的慈善基金，帮助这位农民筹措了孩子上大学的学费。他还一再为在他的辖区发生了拦截领导车辆事件表示歉意和自责。这是我第一次在路上被堵访。

过了不久，刘县长在上级面前被堵访的窘况，在我身上也发生了。

那是在党的十六大以后，省委王太华书记到安庆走访社区困难群众，还要看望优秀社区干部杨基凤。

杨基凤是安庆市大观区菱湖居委会的主任，一个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的好大姐。她身处居民之中，对居民区的每一家都了如指掌，特别是那些没有活干的年轻人，她格外关心。和他们谈心，帮他们找活干，说服年轻人对工作不挑不捡，创出了无下岗人员社区的美名。杨基凤还当选了党的十六大代表，多次受到省委和王太华书记的赞誉。

我们刚进菱湖社区的时候，一群人就在外喊着要见领导。在王太华书记面前，我一脸的窘相，立马向他报告，让其他同志陪他去调研，我去接待上访的群众。

出来后，我带领这批上访群众，就近在华茂纺织厂找了一个会议室座谈。原来，这些同志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回乡战士，他们认为退伍的政策没有突出他们打过仗这一特殊贡献。我看着这些比我年龄小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已经都是扛过枪打过仗的人了，对他们为祖国奉献牺牲的经历，敬意油燃而生。

但政策这个东西，往往是在一定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我们的国家有将近六七千万的退伍军人，他们入伍、退伍时间都不相同，自然有不同的优抚政策。

这些人提的问题也是真诚的。我说：“你们有问题来找领导、找我并不错，但政策是国家层面的，我们没办法改变。实际上你们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这里经济发展不够，才让你们遇到了一些困难。”顿了顿，我接着说：“我有两个态度：一是凡是国家和省里对退伍军人的政策，我们保证全部落实好；二是我们共同努力发展经济，为我们的困难找根本的解决出路。”这些同志还满意和我的对话，就回去了。

事后，市委市政府就复退军人的政策落实进行了摸排督查，分管这项工作的李荣森副书记还多次走访复退军人家庭，牵头解决了一批积累很久的困难问题。

此后，我每次见到王太华书记，总是对这件事自责，感觉脸上无光。

第三次被堵访是我在副省长的任上发生的。

那是2008年的秋季，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同志率领全国人大、农业部等方面的负责同志到安徽视察《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贯彻执行情况。韩副委员长先是在合肥听取汇报，再到黄山等基层调研，离开前要在黄山市召开反馈会议。

我和省政府程中才副秘书长驱车去听取他的反馈意见。走到铜陵长江大桥北的时候，前面的车被堵了，后面的汽车也排成了望不到头的长阵。中才同志下来看了后说有农民上访，我说，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走过了几十辆车，到了最前面，有几十个满脸愁容的中年人，拉着一根绳子，摆着一排石块挡住了上桥的公路，把合肥到铜陵的公路堵中断了。我们前去询问原因，他们说有事要找大领导帮助解决。我自报家门，然后说：“如果你们相信我，就把公路让开，我们在旁边谈一谈，或许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原来，这些人是在枞阳一家造船厂打工的农民，因老板跑路没有拿到工资，才出此下策。了解情况后，我的心头上沉重起来：这些农民，是多么弱势、多么无助呀！他们没有技术，没有资本，有的甚至没有土地，仅有劳动力可以出卖，却连低的可怜的工资都还要被欠被骗。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解决问题的市长、县长，只好堵路求助了。

在中才同志的协调下，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枞阳县政府依法介入，这批农民工的工资讨到了。省厅还举一反三，对全省的农民工拖欠问题进行了排查、督办、解决。

我从政生涯中的三次路遇堵访，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也引起我对信访工作的深深思考。

信访这件事，是我国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独创。它最早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来信来访建议。人民政权建立后，群众有了极大的热情和信任，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推动下，形成了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制度。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信访的内容都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的建议和推动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改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信访的内容越来越和人们的直接利益相关，还有一些要表达的情绪。如影视作品中的《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莲》等等，都是信访问题的艺术再现。

《黄帝内经》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我的三次路遇被堵访经历来看，实际上我们有若干和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信息被忽略、被堵塞了，一些沟通渠道也不畅通了。对待信访工作，我们切不可像平时总结成绩、研究一般工作时采用大多数和百分比来衡量，因为群众的利益和诉求都是具体的、个体的，但他们的困难却是百分百的，轻视不得，更不能被忽视。疼痛多在不通时，如果我们的决策、举措和群众通畅不了，这种堵路找领导上访的场景就很难不再出现。

（文/赵树丛）

（来源：同步悦读）

作家简介

赵树丛，山东诸城人，曾就读于山东医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做过医生、教师，做过群团工作负责人，在县、市、省党委政府任过职，在国家林业局任过主要负责人。现担任中国林学会理事长、全国自然教育总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