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画院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考察团在张晓凌先生的率领下，从西安出发，于公元2014年10月9日抵达汉中。
“汉”，一释为水名，又称天河，亦称云汉、银汉、天汉。《诗·大雅·大东》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中，郡、府名，战国时属楚地（见《辞源》1983年修订第1版，1984年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次印刷），因长江支流汉水而得名。汉水之源，一说可追溯至夏代。在古人观念中，贯穿大地的汉水与天上的银河相对应，银河即汉水，汉水即银河，故“天汉”成为汉水的代称。又据《史记·秦本纪》载，公元前321年秦惠文王设立汉中郡，“汉中”一词自此始见。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取汉中，项羽封其为汉王，统辖巴蜀与汉中之地。要知刘邦本欲据咸阳、居阿房宫，却被项羽贬至汉中，分管氐、羌、苗等多民族杂居的巴蜀地区，心中郁郁不乐，如压巨石。萧何为其开解，“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天汉者，天子之汉、汉中之地也，此乃成就大业之土。不知是萧何之言鼓舞了刘邦的雄心，还是项羽凌厉的目光让他冷静下来，刘邦最终选择偏居汉中，以之为依托，攻取关中，占据渭河流域，进而推翻仅存五年的西楚王国，统一天下。刘氏新王朝定名之际，刘邦心中所想恐唯有一“汉”字，遂有“前汉”（西汉）。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多文化共生的王朝，分为前汉与后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7年为前汉，公元25年至220年为后汉。因汉朝强盛且统治长久，其民众被周边国家称为“汉人”，后渐统称“汉族”。若将汉朝、汉族、汉字、汉语、汉文化等称谓的源流皆归之于汉中，则未免牵强。刘邦再糊涂，亦不至于仅将居住数月的汉中郡名直接用作国名——须知“汉”本指水名，又指天河，早在汉朝之前，已有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传说时代，以及信史所载的夏、商、周、春秋战国、秦、西楚等王朝。从甲骨卜辞可知，商王朝极重祖先崇拜与鬼神祭祀，从征战到婚丧嫁娶皆要征询祖先与鬼神之意，这种意识形态为后世王朝全盘承袭。秦汉延续先秦的阴阳五行说、谶纬、符命灾异、神仙方术等信仰活动，这些系统化的思想建构非刘邦所能为，但张良、陈平等人深谙天地人之道，故汉朝国名的由来，与汉中并无实质上的联系。至于旅游文化中的相关附会，不过是情感上的想当然罢了。
新修的汉中拜将台并无太多可观之处，观赏韩信新塑像时，心中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顾惜之情。
韩信是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刘邦评价，“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萧何誉其“国士无双”，“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功高无二，略不世出”，乃是楚汉之际世人对他的评价。作为统帅，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于垓下全歼楚军，常胜无败，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作为军事理论家，他与张良一同整理兵书，并著有兵法三篇。
拜将台南台脚下东西各立一碑，西碑阳刻“韩大将信拜将坛”，碑阴刻七绝一首：“辜负孤忠一片丹，未央宫月剑光寒。沛公帝业今何在，不及淮阴有将坛。”
韩信的生平充满传奇色彩，但即便最具猎奇心之人，也不会将他仅视为传奇人物，而是当作集仁、智、孝于一身的士人，是忠勇可靠、有担当的挚友。“一饭千金，弗忘漂母”，怀恩报德的韩信，自古至今，即便是惯于杀伐的君王、见惯生死的世人，谈及他亦不免唏嘘感叹、心生敬佩——这份情感已深植士人心中，古今相承。
“西域”是今之泛指，主要包括葱岭以东的“三十六国”；“丝绸之路”则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公元1882年左右命名的。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存有唐代初期（618年—714年）绘制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图上题记记载：汉武帝击溃匈奴后，获得二尊匈奴人祭天用的神金人，供奉于甘泉宫中，因不知金人名号，遂派张骞前往金人出处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征询，此即张骞出使西域之由。如今我们基本否定此说，认为二者并无关联，仿佛汉武帝是无神论者——实则不然，“天人感应”之说，自先秦而后绵延百代，客观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与生活之中。汉武帝曾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董仲舒对策有三，一曰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致者；二曰孔子“德不孤，必有邻”；三曰国家衰败，天必先以灾害谴告。我们可狭隘地将其理解为劝诫之理，但汉武帝与董仲舒等人不得不信天——否则，世间便再无制约君王过度欲望与行为的力量了。
在张骞墓前，我们仿佛望见栉风沐雨的他，怅然伫立在驼铃声声的西域古道上。两千余年来，他似在对着有限的天空追问：我当真只是为大汉的经济与文化建设而来西域吗？而我们在倡导和颂扬某一事件时，往往囿于功用目的，以整体事件的一个点局限他人的视野，这使得我们的视野常消融于某卷书、某一章节之中，恰如流行歌中所唱“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但尊重先贤，始终是中国士子性善修身的基本思想。张晓凌先生倡议我们一同拈香叩拜张骞。行礼之际，因朱其之言生出一段花絮——我已不记得朱其向博望侯呈颂了何种话语，晓凌先生当即封他为“埃博拉侯”，陈明祈愿朱其成为当代司马迁，董雷赞誉他是21世纪的郑和，众人皆期望他能集三人事功于一身。我随后行三拜九叩之礼，礼毕起身，望见博望侯张骞碑正中站着盛明兄，正端着相机拍照，这份敬意，便也顺带答谢于他。
张骞的67世孙张军利闻讯赶来，与我们座谈良久。我们本想了解张骞为官前在家乡的事迹，却未能得知一二。
阅读相关文献后，关于张骞的生平，我大致有如下推测：西汉时“为郎”者，来源有四：一是高官举荐的子弟；二是出身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的“良家子”，服务于羽林部门；三是以文藻闻名于世者；四是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以纠皇帝偏误者。张骞“建元中为郎”，应属第五种——赀选，即捐买而来。
汉武帝征战匈奴时，得知一匈奴人所言：月氏与匈奴有深仇大恨，正谋求盟友共击匈奴。汉武帝多方核实后，遂张榜招募志愿者联络大月氏。彼时西汉至西域大月氏的路程约三千公里，西去的界碑立于今兰州境内。战争时期的荒蛮之地，不仅有匈奴汗国盘踞中部，更有诸多部族军事势力交织，杀机四伏，于上无飞鸟，千里无人烟的山川沙漠之中。此次招募，既是寻机出人头地者的良机，亦是拎着脑袋、朝不保夕的险事——除张骞外，无一人应招，他遂无竞争地承担了这项任务。这并非经济考察，非文化交流，亦非和平使命，实则带有军事参访、刺探和向导的意味。如今我们称张骞为西汉旅行家、外交家和探险家。
第一次西域之行，张骞并未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但据他的陈述及随行翻译甘父的佐证，大月氏当时确无合作之意，汉武帝只得默认。不过，张骞西行至天山南麓（今丝路中线）的诸多见闻，让汉武帝知晓，在他所认知的“中国”（《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绥四国”。最早见于西周武王文献的“中国”，指京师雒邑，即今河南洛阳。雒邑为天下之中，诸侯屏藩四方，故“中国”在古人概念中初指京师，后推及周天子统辖下、合于周文化的华夏诸侯国，对不合周礼者则称“夷狄”）之外，还有更为广阔、超乎想象的新世界。汉武帝因此封张骞为太中大夫，以示表彰。
其后，张骞作为“军事参谋”（或向导），于公元前123年（汉元朔六年）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得胜后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21年（汉元狩二年），张骞与李广一同出兵右北平攻打匈奴。因李广被围，张骞所引导的军队隔天才赶到，且因赶路劳累未能追击匈奴，延误军期，本当处斩，他以博望侯爵位赎罪，被贬为庶人。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执行联合乌孙以“断匈奴右臂”的外交政策。张骞平安抵达伊犁盆地的乌孙国，乌孙王昆莫收下汉武帝的丰厚礼物，但因乌孙人对汉朝不甚了解，未能给出满意答复。此后，张骞派遣副使，分别前往乌孙周边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今新疆于田克里雅河东）等国开展外交活动。公元前115年，张骞启程回国，带回数十位前来汉朝探路的乌孙使者及数十匹乌孙良马，被封为“大行”。公元前114年，张骞去世。汉武帝为纪念他，将日后出使西域的使节皆称为“博望侯”。应当说，张骞两次西行的成果与汉武帝的期望值相去甚远，却意外促进了汉武帝对西域的认知及军事、经济经略。
随着汉朝对匈奴的严厉打击顺利推进，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及西域都护府相继设立，在军事力量的保护下，西域诸国逐渐进入中原人的视野。东西方商人沿着张骞开辟的汉与西域往来的南北道路，开展贸易活动与文化交流，打通了一条从中原通往中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道路，使中华文明传向西方，掀起了欧亚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首次高潮。
张骞墓前还有中华民国二十八年西北联合大学刻立的石碑。抗战时期，西北联合大学迁移至城固，出于教学需要挖掘张骞墓，在挖出墓道及“博望”封泥时，因张骞后裔的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在汉中博物馆，我终于得见一直喜爱的《杨淮表纪》、《石门铭》与《石门颂》。青少年时期，字帖稀缺，我曾临习多遍《杨淮表纪》，如今已记不清当初如何得到那本民国时期的残旧印刷品复印件，只留有一件20岁时的临习作品。90年代，我曾执行主编并编著《碑刻书法丛书·汉隶全编》（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后又见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抟庐论衡》对《杨淮表纪》与《石门颂》有所解读阐释。今日得见原物，感慨万千，观摩良久，愈发觉得《杨淮表纪》的艺术性远高于《石门颂》。
至于所谓“石门十三品”，依我之见，《大开通》、《杨淮表纪》和《石门铭》值得细观，《石门颂》、《李君通阁道》和《曹魏李苞通阁道摩崖》尚可一看，其余皆粗劣不堪，不足观之。
《大开通》依山石之理，以类行书的书写意味完成，是一件大字隶书作品。其体势撑出阔大格局，整体茂密而生拙硬朗，想来初成之时，应给人以生硬之感。大自然往往反感过于刻意求工之作，《大开通》长期被苔藓侵蚀，表面经风雨磨砺，已看不出人工与自然石理的丝毫差别。此类作品，宜作为观察体味、锤炼心性的对象，若仅为求突破而临摹，则未免流于形而下。
若确要学摹《大开通》，大致可遵循以下要点：此刻石结字雄阔，线条古劲，篇章布局中，字的纵横长短、正斜依附，无不自在和谐——所谓“和谐为美，美于自然”，故为文士称颂、摹学。常人多闻其名，能窥其全神者甚少，学而能化者更是凤毛麟角。《大开通》的字法与章法受制于自然石理，方才成就其天然神理造化。从章法而言，其书刻依自然石纹凹凸进行，带有强制性书刻意味，故落笔结字需依附石面，阔长短促、错落参差地镶嵌于自然石纹与人为布局之中。若按图索骥式摹拟，纯属徒劳，因你所遵循的仅是其表象的概念化情势。学摹时，不应拘泥于原作结字的大小、长短错落，而应顺应笔触感觉，随机落笔，随势调整结构，纵横布白，自然合乎意理——此为大方向的把握。此外，可先临习《樊敏碑》、《耿勋碑》或《郙阁颂》，以求得丰厚沉实之韵；取《衡方碑》或《裴岑碑》，以得其雄阔博大之气；临《鲜于璜碑》及部分北齐骨气洞达的碑志，以锤炼笔力、调养心性。若能适意取舍，既保有强劲的字架骨格，又有绵缓灵动、适意自然的线条作为支撑，撷取《大开通》的神貌便非难事——尤其要体味其内在的秀雅意趣。
《杨淮表纪》雄峙而能纵横飞扬，清健而以朴茂特出。研读摹学时，应以浓墨、狠笔发势，力求呈现圆浑高古之态，切不可用轻松潇洒之姿写意，否则必落入纤弱幽怨之调。其轻松散逸的外表下，暗藏刚毅的精神品质。在具备坚实创作与修为基础后，再去感受它结字的松动灵活、横划的一意挥运、竖划的促止与放纵适度。《杨淮表纪》的意态介于野逸与雅正之间，于自然奔放中体现浑朴雄肆，于遒劲古茂中迸发跌宕野逸之妙，妙在自然与自在。它兼具《石门颂》朴茂生动之姿，却更为爽朗；拥有《西狭颂》端持、朴实和内敛之质，却更为润泽，堪称汉隶之上乘之作。
《石门颂》用笔若写行草书，横不求平，竖不拘直，点划笔触灵敏，使转处或方或圆，不拘定式；撇捺舒放，收笔时或向上趋挑，波势纷呈，字势飞扬，恰似大自然中闲鸥野鹤，翔于苍茫天宇，落则尽显疏秀之姿。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言：“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我亦深以为然。书法之优劣，关键在于用笔之法。摹学《石门颂》，尤其要注重笔触起止的细节与准确性。需有雄强古厚的隶书书写基础，又对简牍墨书率情恣意的书写程式有深刻认知，方能将其线条写得意蕴悠长、耐人寻味，而非如木棍般乏味。结字上，应先将笔划组合写到位，结字宁可实处多些，尽量避免点划支离断续。
然而，最触动我内心的是《石门铭》。年少时我喜爱北魏刻石文字书法，对多种碑石墓志有深入研习，对近现代康有为、于右任的书法也曾极为推崇——于右任“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的诗句，曾极大地激励我研习书法。只因当时觉得《石门铭》过于野逸，未能深入研读。如今再见，其舒畅欹侧的字势、古淡圆融的气息和瑰伟飞扬的精神面貌，着实令我感动不已。
“石门十三品”原存于东汉永平年间开凿的石门——这是褒斜栈道南端的一段隧道，隧道两壁及褒河两岸悬崖上凿有大量题咏与记事。1970年，因国家修建水库，石门被淹没。我们在博物馆开完座谈会后，游览了水库景区，行片刻，只觉索然无味，遂离去。
（文/魏广君 来源：看艺术号）
艺术家简介
魏广君，1964年生，河南信阳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博士。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首任所长，京华印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