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设计师》2024年第11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是目前国内独立设置的公办艺术院校中唯一的设计类大学，以“天工开物、匠心独运”为校训，以“设计服务社会，设计引领生活”为目标，构建了以设计和设计学为主导的学科体系。近期，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设计艺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课题组成员、青岛科技大学教授石晨旭就这一问题邀请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董占军进行了专访，以期了解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设计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以及董占军教授对当下技术新进展的观点。
石晨旭：在您看来，工艺美术学和设计艺术学这二者的核心差别体现在哪里？如在课程设置、专业理念和学科体系上有什么不同？二者是否应该做严格的区分？
董占军：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学的核心区别在于两者面向的生产方式不一样。一般来讲，工艺美术对应的是传统的生产方式与手工的生活方式，设计的概念则面向机械化大生产，是针对机械化、批量化生产的。比如陶瓷的生产，针对批量化生产的陶瓷，我们就把它纳入到设计的部分，传统的手工生产就纳入工艺美术的范畴。从它们的本质上来讲，都有着创意的成分，那么创意如何实现呢？工艺美术用手工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材料进行表现，设计的对象则面向机械化生产，手工和机械化就是它们的区别。
学科体系建设体现了中国设计学发展的历程，整体上可以分为工艺美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设计三个阶段。学界一般把百年中国设计教育的探索进程分为五个时期：第一阶段，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传统工艺美术教育的分科与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49年至1978年，我国形成以工艺美术为主体的设计教育一元格局；第三阶段，1978年至1998年，从前一阶段的工艺美术为主向多元化设计教育发展；第四阶段，1998年至2011年，中国特色设计学科专业教育体系的形成；第五阶段，2012年以后，设计学从交叉探索到成为独立的交叉学科。
再往规模学制之前探索，整体来讲，可以把它归为以工艺美术为主体的时代。中国古代也有设计，只不过是对设计的称呼不一样，概念也有不同。以服务生产为主的设计，这是从西方传入的一个概念，即“De s i gn”。中国古代也存在以服务生产为主的设计概念，只不过说法不一样。比如设计制作者，中国古代多以“工”称之，《考工记》篇首提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这是中国古代设计的概念，它和面向服务生产的设计概念不同。在手工业时代，设计、生产甚至消费往往是一体的，设计构成要素包括了设计制作者、设计使用者、设计过程、设计结果，以及设计活动所处的自然、社会与人文环境等。
现在的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学，在课程设置与建设理念上不易做严格区分。由于形成的背景不同，二者的概念有所区别，可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区分。但就教学方式或者课程设置而言，二者是有交叉的。比如，批量化生产的工艺美术与手工制造的工艺美术，它们的课程区别主要与培养目标有关。至于现在设计要不要再研究工艺美术，当然要研究。比如工艺美术发展到现在，有的使用的是现代新型材料；新型材料本来是面向工业生产的，但它又是以工艺美术为创作方式。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群
石晨旭：您曾提出“应着力实施工艺美术产业数字化战略，赋能工艺美术‘数字化研发+生产+传播’的全产业链发展”。山东工艺美院这些年在工艺美术、民间艺术方面开展了重要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那么，这些学科如何应对人工智能背景下学科建设的挑战？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
董占军：民间美术也好，传统工艺也好，或者是传统的审美观念也好，如何在人工智能中充分体现，关键是如何把它建设到数字基因库里。人工智能最本质的要素是基于设计的基因库，它把设计的元素纳入到基因库里，使用算法建立一个设计元素的大数据。我们给人工智能一个概念，它能对应到相应的基因库数据。比如我们提出“济南的冬天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它就能根据济南的一些事物建立起基本的元素，包括典型的风景与人情，然后生成类似的图片。那么如何真正体现济南的冬天，就需要基因库里有足够丰富的设计元素。人工智能要想有中国特色，丰富的原料库是关键。比如说龙，如果我们不把中国龙的概念纳入到数字基因库里去，那人工智能理解的就是西方的龙，而西方龙是一个邪恶的形象，它永远无法体现我们中国龙的含义。因此人工智能对设计学科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充分建立基因库。
再就是人工智能和设计师之间的竞争。人工智能解决了大量的重复性劳动，大大提高了效率。你给出一个关键词，它会提出各种设计方案。如果基因库的建设足够充分，普通人很难区分这些方案是人工智能设计的，还是设计师设计的。从设计的职业角度讲，它对设计师特别是一些从事重复性劳动的设计师冲击很大。当然，人工智能再发达，最本质的还是“人”，我在此举一个艺术史上的例子。16世纪，在颜料适合写生之前，很多绘画都是用于画像。适合户外写生的颜料逐渐出现之后，才涌现了大量的风景写生绘画，也就是再现性的事物。摄影术出现之后，对西方传统的绘画观念影响很大，另外它也辅助了绘画的相应工作，传统的绘画和摄影并存了。在这里也可以类比人工智能和传统的设计，二者也是这样的状态。某些工作是完全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与此同时传统的设计行业又出现了新的需求，其中最大的需求是基因库的建立。
我们学校的潘鲁生民艺博物馆开馆之后，如何在现代设计中发挥作用？我们要重视这种传统，将中国设计学中的造物智慧纳入到现代设计中。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由此我联想到设计师应该做田野，这个田野不是传统民间田野的概念，也包括对概念的田野挖掘，从民间发现智慧。我要求研究生收集100个贴近民间的典型案例，即是一些看似不像设计，但又很有用的工具，从中可以启发我们设计和创造一些新物件。比如我们民艺博物馆里有一个椅子，拆开它就是个凳子，这种转换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了，网上销售的相关产品也很多，我把它写入了一部高中教材。民间类似的智慧有很多，比如在农村给植物撒肥料，离植物过近的话，就会烧死植物，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手工种地的人怎么办？老百姓有智慧，他们把瓶子底割掉，上面插根杆，用瓶子把植物一扣，哗啦撒一把之后挪走，正好撒在植物周边，而且有个距离。像这种智慧需要从田野里来，这是老百姓的智慧，相关案例会激发设计师的灵感。好多灵感来源于民间，同时灵感也具备典型性，设计也是同样的道理。否则的话，从工作室到工作室的创作，不一定适合于生产生活一线，艺术家经常走田野，了解生产方式还有生活方式，这点我觉得很重要。至于如何保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特色，就是为基因库建设注入田野里发现的新东西，由此形成的基因库也自然具有我们的特色，这也是人工智能和手工的融合。
《人工智能设计概论》董占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
石晨旭：在您看来，是否存在“中国设计学”？如果有的话，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设计学的发展道路有哪些独特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科评价体系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董占军：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有关“中国设计学”的概念有很多，我在相关文章中也提到了，比如柳冠中立足人、事、物三者关联提出的 “事理学”理论、潘鲁生提出的“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邹其昌团队提出的“中华考工学”以及吴海燕团队提出的“东方设计学”等。应该有“中国设计学”这个概念。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化，而且现在仍然生生不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非常重要，一是我们特有的一直传承的汉字，在四大文明的文字中，目前唯一广泛使用的只有汉字；另一个就是我们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现在让印度人讲自己的古代故事，他们没有这样的传承也就无法讲述。这也与中国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最近几十年来完成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历程，这恰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巨大冲击的时代。设计是服务生活的生产方式，设计师服务生产生活与人的审美观念相关，与独特的中华文明相对应，我们也应该有中国设计学这个概念。
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去探讨中国设计学。从史学的角度看，中国设计学应该涵盖中国设计史学、设计思想史、一般设计史、中国设计与生活方式等几大部分。最近我们学校出版了一部主要研究中国设计与生活方式的著作，从其中可以看到，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已经为中国设计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现代的情况来讲，中国是世界上工业生产总值最大的国家，是西方七个发达国家的总和，而且我们有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这不是现代设计吗？中国设计学是存在的，只是可能德国以汽车设计为主，日本以家用电器设计为主，而我们中国设计各个行当都有。
中国特有的审美观念，与思想文化紧密相关，这是构建中国设计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现在的时尚设计之都，每年都会举行时尚发布会。如果没有中国元素在里面，往往这个发布会就有些黯然失色。另外，我们的年轻一代将中国传统造物进行创造性转化之后，相关物品的消费量增长很大。以汉服为例，山东曹县生产的汉服占世界汉服消费的70%，每年创造100亿元的产值。借助自媒体，汉服文化在世界上迅速传播，这让在生活中穿得很随意的西方人感到耳目一新，这就是中国设计学的新现象。至于如何上升到学科建设层面，我们可以去深入研究。
《现代设计艺术史》董占军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石晨旭：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设计艺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重点强调对于评价标准的研究，那么，您认为评价三大体系的建设成果研究，应该从哪几个维度来展开？
董占军：构建中国特色的设计学评价体系，重点是其学科评价体系。设计学学科评价体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育部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体系，其指标体系涵盖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与资源、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等多个方面，除国家级的顶端成果外，还有省部级成果，并设置多处体现学校特色的开放性留白，采集的信息更全面和系统；其计分标准是50%的客观分数加上50%的专家打分。另一种是“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设计学”，软科排名主要考察国家级的顶端人才、项目、成果、获奖以及高层次学术论文，缺乏对省级成果、项目、获奖等的评价数据；另外，软科不掌握国家保密的数据，比如新增国家级领军人才，也就不将其列入评价指标了，但保留了以前国家公开的人才工程数据。
其二，消费和市场评价。即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从市场的维度评价。学生的生源质量、培养质量以及就业质量是评价的重要依据。消费者也包括学生，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提升度”“学生课程与教学满意度”学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科研与实践训练对学生的提升度”等指标在学生中作了网上问卷调查。设计作品的质量和效益是评价设计学的重要维度。以四川变脸技艺为例，通过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发出了一摁一变脸的新产品，价格从几十到上百不等，深受人们喜爱。
其三，“走出去”的全球化评价。中国特色的设计学评价体系要看中国设计在世界范围被认知的情况。自媒体的迅速发展，有助于中国特色的设计越来越被广泛认知。比如，咱们自己觉得并不起眼的山东生产的“三蹦子”小车，通过代购进入了美国市场，而且在美国乡村非常受欢迎，竟成时尚。这看似是一个小的现象，但是值得关注。这就不能用单一的市场份额标准去评价它，还有个市场准入制度的问题。鲁班锁的市场也很大，而且因其拆开容易组装难的和平内涵被选作礼物走进了联合国。它有六块或更多数量的零部件，把它拆开很容易，但把它组装起来很难，体现了中国的设计智慧。现在我们正在研发各种小孩玩的、不同材料的鲁班锁，并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中国的乐高。就这一点，就可以讨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设计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以点带面，不能只停留在纯粹的概念层面。
石晨旭：新版学科目录中分别设置了“设计（专业学位）”和“设计学（交叉学科）”，您认为二者在培养和定位上应该如何区分？您如何看待跨学科性在设计学中的作用？在与其他理工类学科的协同过程中如何保持设计学自身的独立性？
董占军：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设计学科的设计史论、设计、设计学一分为三。我在同济大学有个发言，讲述的主要就是设计的概念。我想设计是无所不包，设计有界而无限。通过梳理我谈的设计概念，你就可能把设计(专业学位)和设计学（交叉学科）区分开。我认为设计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与审美相关的艺术设计，它不是传统艺术。第二类是与功能和结构相关的科技设计。科技设计就是要实现某种功能，比如穿的衣服要有耐寒的功能，这就涉及到材料问题；比如建造一定跨度的桥梁，就涉及功能、结构和材料问题，赵州桥可以通过结构设计实现那么长的跨度，现在大桥跨度更长。第三类是营销设计，即市场如何与消费者打交道。再好的产品，如果没人买也是不行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营销设计。第四类是设计管理，即协同设计生产的各个环节。这四个概念明确了之后，就能区分出专业学位和设计学交叉学科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就交叉学科而言，就是要把不同学科专业整合在一起。
我们学校设有设计管理方向，该方向的课程体系是我硬生生琢磨出来的。2004年，我在人文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系任系主任，创建了设计管理方向。那基于什么判断创设的呢？原来，我写作2002年设计教育大辞典时，翻译了大量的文献。根据经验，我把设计管理的课程一块一块分组出来，其实现在看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2012年，我到英国访学之后，看了很多DesignManagement方面的图书，其实设计管理最早是从英国提出来的。设计管理理论是从典型案例提炼出来的。一个产品的开发，从市场调研形成方案，到设计出产品，然后投放市场，配合相应的营销方式，这整个过程就是设计管理。比如飞利浦推出剃须刀，先就市场需求进行调研，然后根据消费者的情况和刮胡子是什么样的需求设计出一个概念，然后形成一种产品；产品形成之后，在市场上有个调研反馈，根据市场反馈进行改进，消费者也参与推进产品的改进，这就是一个设计管理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要有计划的废止，就像摩托罗拉一样，是美国有计划废止的一个案例。他们有三代产品：市场销售一代，实验室存储一代，设计团队正在研发的新一代，这就是设计管理。这跟设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所以我把设计分为四类。设计无界，但是有类。不能说设计没有边界了，就把什么都纳入设计了，不存在无所不能的设计，设计学交叉学科能解决所有的设计问题的说法是不对的。
结合设计学交叉学科的设置，可以就下一步招生做调整。现在我们学校的专业招生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艺术类的，就是需要考艺术证的学生。第二类是理论类的，过去也考写作，现在是从普通文科招生；理论类的美术学、设计艺术学、设计管理以及广告学的招生属于此类。第三类是纯理科生，城市规划、建筑学、包装工程属于此类。过去，理科生也可以考艺术证，允许校考的时候，可以考一门或两门。现在不允许校考了，让学生参加省考也不合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考虑扩大艺理融合招生，解决交叉学科的问题。什么叫艺理融合？比如工业设计，我们采取一半一半的招生策略，也就是一个班20个人，招10个或者15个艺术生，剩下的从高中招理科生，解决工业设计交叉学科的问题，当然在课程设置上要有所区别。我读的大学是艺理融合班，我高中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大学就读的专业，既有理科生又有文科生，只是最后授予的都是理科学位，他们文科生对这一点就有意见。当时我们的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理科生要学计算机编程语言、离散数学以及力学结构等课程，文科生要学文献检索一类的课程。因此我受到启发，解决交叉学科的问题，不是交叉越多越好，而是从生源上解决艺理融合问题。在一个班内可以设定两种课程类型，虽然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大部分课程是一样的，但是也有部分课程有所区别。当然在课程设置上要有选择的余地，学生愿意选也行，比如说文科生可以选择理科的课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解决艺理融合的问题。
石晨旭：本项目课题组正在选取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设计艺术平台开展调研，请问您认为国内众多设计学高校的学科建设可以概括成几种模式？
董占军：国内设计学的学科建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类似湖南大学在理工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借鉴了乌尔姆模式，也是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设计学学科建设模式；另一种是学习包豪斯的三大构成路线发展起来的。至于评价标准，我觉得对设计学来讲，称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合适，而话语体系则应该叫做应用与推广体系。你的设计在哪里产生影响，哪里就有你的话语权。比如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有多少到中国大学来学习设计，这个就不一样了。
（来源：工艺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