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勃近照（受访人供图）

受访：范勃

采访：钟刚、陈颖、陈李虹

智能时代的来临，使技术不断优化着人们的生活越发贴近于“完美”，犹如机械般严密、精准的运行逻辑也不断地渗透，分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已然成为其中的一个切面。

近年来，学院艺术教育所依托的知识体系和培养系统，正面临着一场不可回避的现实冲击。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正在重塑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方式，传统院校作为“知识中心”的位置也随之弱化。以技能训练为主、知识传授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已难以回应当下社会的复杂性，艺术教育正需要一场从理念至结构的变革。

一个略带秋意的早上，我们在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见到了范勃，这位推动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教育改革的院长，偶尔翻动手上的资料，向我们讲述近两年来学院改革的历程。宏大的时代命题与具体的施行细节，在不断燃尽的香烟中交织，逐渐沉入一条笃定又漫长的路径。

美院的变革，不只是内部教学体系的调整，更关乎它如何作为一个公共教育机构，主动承担起回应时代问题的责任：通过课程改革、教学转向与公共项目实践，重新构建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从封闭的专业体系转向开放网络的搭建。

在范勃看来，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打破不断深化的专业壁垒，使青年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中，持有发现、感受和创造的能力，是当下艺术教育必行的路径。教育，需要在多元媒介和语言中重新唤起“人”的主体性，在身体与周遭环境的情感共振中，激起由具身认知索引的思考力。

流动和变化是大多数时代里最常见的演进逻辑，却也常常凝固在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图景之中。当前者被广泛察觉之时，无论对于个体抑或集体，往往都意味着某种旧有的知识体系与认知系统，已经无法适应正在发生的现实。过去我们不遗余力地追逐精英模式，习惯在抽象的逻辑概念里反复验证人生的正确性，在现实和虚拟之中游走，而逐渐丧失一种对“生活力”的把握。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范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教学改革的方法论，从知识建构到自主思维，从技术范式到空间认知、从造物能力到看见的方法，最终，谈话却在一种朴素但珍贵的愿景中结束——对青年在校园内外的自信和创造力的期许。

以下为打边炉与范勃的对谈。

美院是艺术变革的发生地

ARTDBL：广州美术学院推出“未来学院”为主题的通识教育改革系列活动，动作很大，试图重新构建美院教与学的结构和系统。请谈谈这次改革的动因，以及推进的过程。

范勃：通识教育改革刚启动时，其实面临了不少困难和压力。但随着与校内外专家学者的深入交流，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在当下技术和社会生活方式都面临巨大裂变的时代里，学院提出“面向未来”的教育路径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从2023年开始，我们先后召开了四个大会，围绕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科研创作、师资队伍建设和本科人才培养等方向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系统梳理了学院多年来积累的一些问题，直面自身的不足，也形成了几十项整改措施。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基本框架的搭建，到2024年9月，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才正式落地实施。

改革的动因源于几个方面的思考。今天这个时代科技迭代的速度飞快，相较于此，美术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育体系却仍停留在多年前，但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整个美术教育体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在2023年的研讨会里，我们也意识到一个问题，高等教育发展至今，有着一定的结构性困境：学科分工愈发精细，专业壁垒不断加深，教师与学生都在各自的细分领域深耕，然而现实世界的问题充满复杂性。社会当然需要细分领域的专家，但也需要能够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跨界整合与协同创新，从而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者。

世界本不存在文科的问题、工科的问题、理科的问题、商科的问题，而只存在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构建通识教育改革时，不设置过细的专业区分，而要求在“大通识”下进行统一教育的目的，我们希望打破专业和学科之间的壁垒，以问题为导向，跨界融通，让学生在面对无法确定的未来时，仍具备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一个AI也可以绘画、作曲、写诗的时代里，技术已然成为一种“幻觉”，艺术创作需要的不是单纯的技能，而是思维和观念。当技术告诉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艺术真正要回答的其实是“该做什么”的问题。当算法与数据越发流行，成为一种日常工具的时候，人类通过艺术所体现的创造力、想象力、情感体验和意义建构，反而显得更加珍贵。那么，我们要如何培育和建构让它依托扎根的土壤？这些，也是我们要积极推进通识教育改革的一个初衷。

ARTDBL：在这场以“大通识”为核心的本科人才培养综合改革中，通识教育课程的整体框架是如何构建的？

范勃：这个框架的形成经过了多次的讨论和推敲，既回应了艺术院校所处的现实语境，也考虑到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最终，我们确立了“6+2”的基本课程架构，也就是在六门通识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一门限定性选修课和一门专业先导课。

在六门通识核心课程中，我们针对不同的教育面向设置了课程培养目标。《启智与开新》是学生入学的第一门课程，帮助他们完成从高中应试思维到大学自主思考的转型，主要围绕“学院何为？”“艺术何为？”“艺术家何为？”以及“我将何为？”这四个根本追问出发，启发学生从根本上思考学习与创作的意义。第二门核心课程是《造物与创格》，因为我认为，学生一入学就应该接触创造力的培养，而不是从一开始就陷入模仿或描摹。这门课的目标，是让学生在最初就建立“造物”的意识，理解造型艺术的底层逻辑。

《数字与体验》课程聚焦于数字时代的教育问题。和我们这一代人不同，这一代青年是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手机以及各类数字产品的使用已经十分老练，但那种熟悉更多停留在生活层面，与美术学院所强调的“数字意识”并不相同。所以，《数字与体验》作为一门导入性课程尤为重要，它引导学生从“数据-生成-交互-体验”这一数字技术应用的基础逻辑出发，理解算法在今天是如何重新塑造感知经验，并影响人的具身体验的。这种经验，无论对于绘画、雕塑还是人文方向的学习来说，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

《空间与场域》课程则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虚拟场地等多个层面出发，帮助学生建构思维上的“大空间意识”。课程探讨空间如何承载意义、激发行为、塑造关系，引导学生建立“物质性空间”和“社会性空间”的概念，以此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场域营造能力。《知识与图像》课程对应了传统的“两史一论”，是必不可少的艺术理论基础。课程主要围绕语言逻辑系统与图像逻辑系统的对话和相互作用，理解它们如何共同构成美术史的基本框架。通过模块化的梳理与教学，学生可以更加清晰地进入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学习。

最后，《方法与实践》引入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鼓励学生走到社会现场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同时为未来的艺术实践提供方法支撑。毕竟，当代艺术创作的逻辑就是“思想-观念-方法-实践”的闭环，而对现实的观察和问题意识的培养，则是这一闭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ARTDBL：这样的课程体系与传统的课程体系之间，存在哪些继承与转向？

范勃：整体来看，这次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了三个转向。第一，是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我们不再按照以往单纯传授知识的逻辑来组织课程，而是以发现和提出问题为出发点进行设计。每门课程都从问题出发，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来建构知识、培养能力。第二，是从个体学习转向协作学习。现在，大部分课程采用课题制和项目制的方式，学生以团队协作完成课程作业。在信息时代个体日益原子化的背景下，这种模式让学生学会倾听、表达、协商与整合，培养他们在团队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是从封闭体系转向开放网络。我们按照“小机构、大网络”的思路，建立了通识教育中心，虽然人员不多，但激活了全校的教学资源：青年教师在跨学科、跨院系的合作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资深教授在通识课堂上焕发新的教学热情，而外部专家的加入则带来了新鲜的视角。

ARTDBL：你提到《启智与开新》的第一个追问是“学院何为？”，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当下提出这个问题？今天的美院，与过去的美院有何不同？

范勃：我们希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初，先思考一个根本问题——美术学院究竟是干什么的？在社会的变革当中，它肩负什么样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其实，这不只是学生需要面对的追问，许多老师也未必认真思考过。美术学院无论在诞生之初，还是在发展之中，都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与技艺的传承，更是艺术思想的发生现场、艺术变革的酝酿之地和艺术新见的策源之地。所以，今天的美术学院，理应兼具四重功能：知识传授、能力养成、思维启迪与价值塑造，而不应受短期功利主义的逻辑所牵制。

教学需要迭代

ARTDBL：在通识教育的改革当中，你们提出“责任教授”的概念，这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范勃：前面提到通识教育课程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但在此之前，我们其实花了大量时间在前期的组织与筹备工作上。当“6+2”的课程架构确定之后，整个课程体系和教学思路都需要重新编写，于是就由责任教授带队，统筹各个板块的课程设计以及课程教师团队的组建。需要强调的是，在课程教师的选择上，我们不单纯以“谁来上课”为标准，而更注重跨学科的合作与共创。所以，知识传授、教师团队的组织管理，还有教学大纲的指导编写，其实就是责任教授的责任所在，这要求责任教授不仅要能统筹全局，更要在教学与研究中保持开放的视野与细致的工作能力。

ARTDBL：这么庞大的部署和变动下，教学激励机制上是否也会有一些变化？

范勃：是的，比方说一些奖励机制和课酬标准都会重新制定，例如原来在二级学院，课酬大概是按二十五人一个班的标准来发放，但如今的通识课程往往由多位教师协作完成，每个班的学生动辄四五十人，课酬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改革似乎只是教学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它面临着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的壁垒被打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构。

我们今天在“未来学院：GAFA通识教育改革实践文献展”看到的成果，其实是一次全校性的共建实践，离不开所有一、二线教师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合力协作。目前，我们也在筹划在明年年底，即通识教育改革满两周年之际，出版五本教材，为未来的延展和修订留下母本和痕迹，让改革真正成为一个持续生长的过程。

ARTDBL：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对这项大变革的反馈是怎样的？

范勃：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带队去《造物与创格》的课室观摩。有些装置在我看来做得很有意思，它们把雕塑、空间、绘画等不同媒介融合起来。当时我就问学生，能不能讲讲作品的缘起，一组4个学生，争着讲，最后是由任课老师推荐了一位学生来阐述。作为刚入学的学生，他们讲得很好、梳理得非常清晰。

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讲座的现场，本科生开始主动提问，氛围比以往热烈很多。从这种活跃度来看，改革确实带来了可见的成效。当然，这可能也与学生的整体素质提升有关。2024级学生的录取标准相对往届较高，他们的文化课成绩必须达到各省的普通类本科线。某种意义上，教学改革与生源变化的相遇，也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双向奔赴。

一些曾经对改革方向持保留态度的教师，在这一年中也逐渐改变了看法。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有教师给我发了很多作品照片，说这批学生在学期最后三周的先导课上，作品的完成度和独立性远超预期，每个人的创作风格都不相同，虽然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在基础部接受长时间的绘画基础训练，但视野跟格局的打开，也让创作的思维发生了转变。

ARTDBL：美院的老师毕竟还是从“旧美院”走出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舒适区，你们如何支持教师完成这种转型？

范勃：改革需要一步一步来，作为学校，我们必须协助教师，给予他们充分的安全感、打消顾虑，确保没有人掉队。以前期课程准备为例，一旦基本教学框架成型，我们就会组织教师进行“磨课”。面对一千七八百名学生，每门课程在分班后都需要几十位教师协同授课。以《造物与创格》为例，建筑、绘画、雕塑等不同专业的教师会组成教学团队，我们将他们集中到肇庆进行封闭式集体备课，把课程细节逐步落实到位。

实际上，一些二级学院院长也很困惑，我们到底该如何承接这样的改革？我提出，课程迭代要从几个方面来解决：第一，要保护好现有的优秀青年教师，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引进了近200名博士，这些从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青年教师，更具有新兴的和跨学科的视野。第二，不管教师是到国内外哪所高校进修，我们都要建立好完善的扶持机制，该补贴的补贴到位，鼓励知识更新与终身学习的观念。第三，课程迭代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尤其是设计学科，如果课程需要，我们可以引进当下头部企业的专家和外校学者来参与教学，这种资源是师生共同的学习机会，我们也能借此培养更多的青年教师。关键是，组织管理者要明白真实的课程需求以及如何才能面向学生、面向未来。

在大一的课程中，我们大量地倾注教学资源，引入国内外学者来进行教学、讲座和交流，确实会给二级学院的教师带来压力。学生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消化在这一年之中的学习，但“第一口奶”喝得好，他们总会慢慢消化，即使只记住了其中的百分之一，那都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开玩笑地说，如果部分教师再不及时更新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学生可就要不买账了。

ARTDBL：你说到大一学生在经过通识教育课程的培养以后，可能会倒逼二级学院进行改革。你怎么看“国油版雕”这些传统的艺术媒介在未来AI时代的发展，以及在今天的教育当中应该如何回应可能的变化？

范勃：“国油版雕”其实是全国美术学院的一个底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在国家形象塑造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是纯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依旧是不可能取缔的存在。如何让这些“老”专业在数字时代下有新活力，其实还是涉及在专业教学中，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进行有效的专业提升。

智能跟技能如何更加融合，前提还在于人的思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维。正如油画，每代人因个人趣味和所处时代信息环境的不同，作品自然带有不同的印记，这是不需要刻意教学就会有所呈现的。事实上，雕塑领域已大量运用3D打印等新技术进行创作，在我的创作中也常有使用，这正是与当代科技结合的例证。同时，宏大叙事、国家形象塑造仍旧是重要的、必要的工作，只是说，每个院校要如何发挥自身的特色。

过去八大美院可能有些同质化的发展，但未来每个学校一定会有更差异化的学术特色，结合地方的文化和产业，发展自身的强项，正如艺术科技产业在未来一定是广美的一大优势学科。现如今能有一支有宏阔视野、独立见解的青年教师团队，肯定是学校发展的一个最核心因素，没有人才说什么都是空话。就像通识教育改革一样，一定是有一大批有热情，敢担责、有教育理想的中层干部和大批青年教师参与进来，我们才能够不断地推进。

打破边界，交叉融合

ARTDBL：人类学家活跃在广州美院的校园，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教育景观，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学科的交叉工作？

范勃：其实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在艺术创作中早有运用。虽然目前国内还没有正式的文献梳理，但至今应该也有二十年的发展历史了。十年前四川美术学院就成立了“中国艺术社会学研究所”，复旦大学也设立了“艺术人类学”这门交叉学科，类似的方法实践在过去已经有过太多。就像刘小东二十多年前的绘画，实际也是一种“田野式”的创作方法。

这一次通识教育课程中的《方法与实践》，由陈晓阳担任责任教授，她长期致力于人类学和艺术学科的交叉实践，积累了许多个人项目。在这次教改中，投入了很多精力和热情。邀请了项飙、刘志伟等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学者，为参与教学的一百多位教师和教学助理举办了课前培训，并开展了一系列面向全校的讲座分享。

其实广美内部有挺多教师过去在各自的领域形成了许多的积累，在这次的通识教育改革里，也是把这些不同方向、不同经验的教师重新连接在了一起，大家的参与度也很高。

ARTDBL：今天的美院相比起综合大学来说好像更有一种危机意识，美院到底面临了什么，导致会有这样的转变？

范勃：拿当下的例子来说，《数字与体验》课程里涉及计算机的学习，就需要用到一些理工科的知识，比如工程设计、机械编程等方面的技术。这对于所有美院来说，都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再加上，教育部近年来把艺术学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进行了重新调整，例如设计学不再放到艺术学门类下，而是放到交叉学科去了。这也意味着今天设计的观念已经彻底改变——我们进入的是“大设计”时代，跟计算机、设计工程、机电系统等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从制度层面开始，全国美术学院的设计学科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对于综合性大学来说，它们本来就具有计算机专业、信息工程专业等理工学科，可以随时整合资源，做跨学科建设，而美院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主动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引进理工科方面的人才，例如刚从大连海事大学引进了新的计算机专家，跟我们的油画修复、设计类等专业都可以交叉合作。再比如，我们的达芬奇创新学院，由李泽湘教授参与进来帮我们培养师资队伍，也有着很好的推进，未来的工业设计肯定不仅只是外观和审美的问题，更要解决产品内部的传动和机械原理等一体化问题。

这两年，经过达芬奇创新学院的训练，广美其实涌现了不少获得天使投资、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毕竟美院始终有自己的核心优势——审美。这是我们的根基，也是其他工科院校或者综合性大学在短时间内很难替代的。但在涉及跨学科交叉与其他领域整合协作的“大设计”层面，我们仍需进一步加强人才引进。事实上，目前的通识教育改革也已将这一点纳入考量。

ARTDBL：所以未来美院也会有更多理工科的博士来参与教学？

范勃：这是肯定的，修复专业就是在美术学中一个典型的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案例。虽然在今天，修复还划分在美术与书法的专业学位里，但它其实需要运用到许多计算机分析技术和化学理论，也需要较高要求的设备配置。

ARTDBL：在你看来，为什么过去我们那种细分跟专业化的教育，被认为是有效的，但在今天它已经无法再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

范勃：其实要看所谓的“有效性”是以什么为衡量的标准，过去是一种比较单一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选拔与成才模式，也是对传统的一种有效继承。它同时能够在宏大叙事中承担重要的国家形象塑造任务。如果从这两个标准来判断，这种培养模式是“有效”的，因为它能选拔出少数在既定体系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人。只是在当下，这种“有效”也意味着大量的“无效”。那些没能成为这个领域里少数取得成就的学生，他们未来的路径是什么？如何在离开学院体系之后找到自己的持续发展？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学生是否具备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译和在地性发展的能力。我相信，经过四年本科教育出来的学生，进入社会以后都不应该只是在某一个固定领域内自我复制，而是能够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方法去各自发展、拓展边界。当边界被打破，新的领域才可能出现。如今无论是学术界、科技界、产业界都很难再各自为阵、独自作战。过去我们常使用“跨界”一词，现在更多叫“交叉融合”，因为“跨界”本身就预设了边界的存在。

ARTDBL：以前各个专业工作室之间存在壁垒的这一问题，是否也源于在传统教育当中我们更加讲究师徒传承制的传统，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范勃：实际上，如果教育变成所谓工作室样式的传承，这种形式上的延续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要看是否具备再创造的能力，而不是继承某种具体的样式或风格。即使我们学校的学生一出来就调皮捣蛋、引起争议，但这种不按套路是来源于他自身的思考和感受，最终形成自己的语言和方法，那我认为，这才是真正要培养的能力。

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权威”已经成为一种“伪权威”，即使是主导一个工作室教学的教授也不能一言堂，他的工作维度也只限于所负责的教学方向、课程建设、教学大纲、教学指导框架，并且都必须紧扣他所在工作室的整体方向。同时，工作室内部的老师之间也要共同参与研究。所以，师徒传承的教育逻辑也已经无法再重提。

价值观的转变远比技能重要

ARTDBL：刚才你谈到美院在设计方面的构想，那对于艺术家的培养体系，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考虑？

范勃：广美绘画艺术学院的一些老师，与校外的艺术机构也会建立连接，例如近几年来绘画艺术学院的年展，就能够为学生的创作提供一个来自社会的评价坐标。否则，如果总是闭门造车，甚至钻在一种有些苍白的图像性的创作里面，作品很难真正地走出去。

ARTDBL：相比起二十年前那种比较活跃的艺术气氛，广州当代艺术的环境相对低迷，今天美院做的很多改革好像都是建立在“艺术如何契合社会发展”的某种功能去培养的，你认为美院可以为学生提供的是什么呢？

范勃：其实任何学校能给予学生的东西本质上都差不多，就是尽可能给你最好的教育，从创意培养、知识传授、素质养成等方面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养分。今天我们做通识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希望学生在进入社会之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环境，具备适应这个时代的能力。

“时代”这个词本身很抽象，它不是一个标准模板，而是每个人要去真实面对的现实场景。

ARTDBL：做了这么多的改革，未来广美希望能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就像你提到的院校之间的差异化，那这种差异化最终要汇聚成一种怎样的“广美人”的特质？

范勃：这个问题我确实很难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归纳，因为那毕竟是指向未来的事情，但我主观上希望广美的学生是自信、阳光、有活力且具有创造动力的。真要归纳广美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得让历史来说话，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走向。但我们能做的，是通过这几年的改革和努力，在本科的人才培养阶段，让学生逐渐建立起自信，价值观的转变远比手头上画好那两笔要来得重要。

另外，我们也确实希望去改变当下学生对社会、对生活的疏离感，包括学生跟学校之间的情感温度。如果你不爱学生，那也不可能指望学生去爱这所学校。

（来源：打边炉ARTDBL）

艺术家简介

范勃，著名艺术家。本科、硕士、博士先后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现为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广东省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广东省“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