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国学概念的提出、辨析及书法与国学的关系

我们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学术，要把它视作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来看。但这个精神生命之核心在哪里？我们可说它在中国人思想或哲学之中。这并不是说，中国思想或哲学决定中国之文化历史，而是说，只有从中国之思想或哲学下手才能照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精神生命。因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之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国之哲学思想之中心，再一层一层地透出去，而不应只是从分散的，中国历史文物之各方面之零碎的研究，再慢慢地综结起来。

如果任何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实肯定中国之历史文化，乃系无数代的中国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写成，而为一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因而多少寄以同情与敬意，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名，然而由此遽推断中国文化已死，却系大错。

二十世纪初在激进主义、传统主义、自由主义三分的情势下，传统主义对国学的倡导，其文化主旨与文化动机是十分明显的，这即是如章炳麟所言，护教、护国、护种。以文化激起信仰与种性，用国学抵御西学的侵袭，使中国文化不至于在西学冲击下斯文沦丧。因而国学的倡导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色彩和积极意义的。当然，受当时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主义被视为保守主义，而被指斥批判为落后腐朽。一些倡导西学的文化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抨击批判，甚至连汉字也主张取消，用拉丁拼音字母代替。陈独秀认为在新与旧，即西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和两存之余地。”胡适则主张充分西化，与陈独秀的观点并无二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并明言主张全盘西化。

这种主张现在看来未免过头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一批主张西化的激进主义者，皆纷纷退守国学，如胡适、郭沫若，包括鲁迅。从这一点来看，传统主义倡导国学之举，适足构成对反传统文化激进者的抑制与平衡，为固守和理性认识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砝码，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愈到后来愈益显示出文化眼光的远大与历史感。而对国学一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派学者便有不同意见，即便在倡导国学的新儒学者内部也是观点各异，甚至并不赞同国学一词。如马一浮便认为国学一词颇含混笼统，他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钱穆虽著有《国学概论》但也对国学一词不满，认为乃一短暂时代名词：“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事实上，国学概念的正当性是无可置疑的。而考虑到在西学冲击下，由国学倡导所起到的振奋民族自信心与固守本土文化价值方面，则国学的倡导正是具有“历史一刻”的意义。马一浮、钱穆对国学的概念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从学理概念上对国学加以解析论定，而忽视了国学这一概念倡导的历史性，所以所论并未尽恰当。二十世纪初，正是由于传统主义者对国学的动亢一呼，与激进主义、西化派对峙，构成鼎足之势。而国学经章炳麟、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诸大儒的倡导，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巨大，顶住了西洋文化与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冲击与颠覆。由此，国学在“二十年代成为流行，致有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院之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