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国学概念的提出、辨析及书法与国学的关系

鲁迅致胡适之信札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从胡适与梁启超在国学认识上的分歧来看，国学内容究竟何指？国学究竟应包括哪些经典？哪些经典才真正体现为国学？是一个殊难认识把握并获得共识的问题。但国学明显具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像文化概念一样，如从广义来看，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包，但从狭义来看文化概念就会相对集中于制度习俗，信仰与精神并区分价值层面，而就仅仅是这样限定，西方学者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也不下三百多个。就国学而言，自也有广、狭两义之分，而于国学自应取狭义。正如胡适论国学所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当然胡适对国学乃国故，即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历史的限定还是过于宽泛。即使是历史与文化，也自有形上、形下之别，究竟是哲学形上之思的宇宙精神更能体现国学真谛，还是小学、经学、名物、训诂更为承载彰显国学之真蕴？如从新儒学来看，则哲学形上义理精神更能体现出传统文化—国学的要义，由此马一浮的以下一段话无论如何对我们理解国学的真正要义是具有启示价值的：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于思想，由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多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知，即是指此思想体系而言。

清末民初以降，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学术界将乾嘉学派抬得过高，梁启超、胡适皆将乾嘉考证视作科学主义，认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称，实则为学术史的一次解放”，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这种推崇无疑有过头之嫌。乾嘉考据是封建专制主义下的文化奴役，与欧洲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自由为旨归下的古希腊罗马古典艺术复兴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民初以来，一大批学者将乾嘉经学考证包括音韵、文字、训诂视作国学核心内容，而排拒思想、学术史研究，认为思想史研究肤疏空阔，在史学研究上贬低史观研究，无限放大推崇史料作用。

事实上，早在汉代，经学便由于一味沉溺训诂考证而被《汉书·艺文志》所抨击：“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由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来看，由东西两汉今古文之争，演变为儒、道之争以及宋代以来的汉学、宋学之争、理学经学之争以至元明清以来的心学与理学之争，考据义理之争，终至清末民初以来的考据与今文学之争、中西之争。由此而言，经学考证并不是贯穿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主流，因而也并不能将其视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主体内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汉代、清代二代重名物训诂考据之外，魏晋南朝以至宋元明皆重义理。魏晋玄学即汉代儒家经学繁琐积弊之反动；唐代重义，但尤重道统。韩愈、李翱讲心性，重建儒学道统，开宋代理学之源流。

宋人弃考据而重义理，自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以至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陆九渊皆以理学者称；元明二代绍续宋代理学，尤尊朱熹，至王阳明而倡为心学。而心学实系由宋代陆九渊理学所转出。至此心学大兴而朱熹一脉理学寝衰。整个明代几无考据学之地位。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由明朝亡国之痛，而将其文化思想之失归之于玄学、宋明理学，故在学术思想上有一新的转换，即从理学到朴学，倡导经世致用。顾炎武认为：“君子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有一疑又反复参考，又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庙丘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