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国学概念的提出、辨析及书法与国学的关系

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经世致用的倡导中，寄寓着的是对阳明心学与士林清流空谈误国的沉痛反思。同时，也有着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他们强调由理学到经学，但是随着清朝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理学统治的加强并大兴文字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反理学及经世致用思想遭到抵制并被歪曲异化。清代乾嘉之学号称朴学，以汉代经学、小学相尚。戴震并言其学术宗旨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即是通过名物训诂重新阐明原始儒家的微言大义，明道以救世。不过，事实上，乾嘉之学，虽称博洽弘广，于文学、音韵、金石、古文辑佚、典章靡不讨问，但将全部学术纳入考据，将考据与学问划等号，则使清代思想领域万马齐喑，长达近三百年没有出现一位思想家，而朴学由词以通其道的自我设定也全部落空。这是在思想专制时代乾嘉学派的必然命运。

马一浮对文化的推崇，认为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之根本则在思想的观念，实超于耽迷乾嘉学派的侪辈之上。而从哲学文化意识上回归到中国文化精神本原。也即是说，维系国家生命之根本在文化与思想，而不是闻见得来的知识，更不是工具性的文献考证，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乾嘉旧学及用经学贬斥或掩盖思想的倾向。中国文化的主流只能是基于道德伦理与缘于天人之际的形上之学。李泽厚将其概括为儒道互补。它塑造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支撑起华夏民族的价值理念与人文关怀。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精神至少在一点上实有至高无上价值，此即依于仁者之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是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的主体无疑应是体现出华夏民族精神与人文价值的儒道释体系思想文化创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泽厚曾概括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状态说：“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一时传为名言。李泽厚后来回忆评述说：

更正一下，“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是1993年我给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三言两语”栏目写的三百字左右中的一句话，并非什么正式文章……我提出这个看法本是对当时现象的一种描述。并没作价值判断，没有说这是好是坏。但我的说法却被误读，以为我反对搞学问。后来，王元化先生在上海提出，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但我认为，这讲法意义不大，有哪个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学问作根底，又有哪个学问家没有一定的思想？难道陈寅恪、王国维他们没有思想了？难道鲁迅、胡适他们一点学问也没有？王先生的话恰恰把当时那重要的现象给掩盖了。但王先生这句话后来却被认为是定论。认为这才是全面的、公允的、正确的提法。一位朋友说，实际上这是句正确的废话，因为即使抛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具体情况来说，陈寅恪、王国维、钱锺书仍然很不同于胡适、鲁迅、陈独秀。尽管陈独秀的小学做得很好，胡适也搞过考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证明了他有学问，但他们毕竟不是以这些学问出名的，而是以他们当时的思想而闻名的。特别是鲁迅，通过文学作品使他情感成分极重的“思想”影响了广大青年。胡适也不用说，尽管他的学问不大，他自由主义的胸怀和思想也很有吸引力。顺便说一句，现在把胡适捧成国学大师，我觉得非常好笑，其实他的学问当时根本被人看不上。可见，这两批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思想”和“学问”还是有显著不同的。那么“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一下把这种不同拉平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人，同一时代也需要不同的人，这样才有意义。但是说到底，现代中国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鲁迅，与如果没有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相比，恐怕会不大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