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国学概念的提出、辨析及书法与国学的关系

梁启超行书致梁启勋督办李惠仙墓札1925年选自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书信》

那么，究竟何谓国学？国学的内容究竟何指？又如何理解国学？这一方面从二十世纪初，国学甫一提出一刻以迄当下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理解的歧异主要表现在国学概念学理上之合理性与国学包含内容所指两个主要方面。国学合理性之辨析已如上述。而国学内容究竟指何方面则是颇存歧义。吕思勉在《国学概论》“何谓国学”一节中说：“国学者，吾国已往之一种学问。包含中国学术之性质与变迁，而并非与外国绝对不同之学问也。……又常有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等以区别东西洋之文化，实亦不然。”吕思勉对国学并未就学术本身予以界定，而只是较为概括地指出国学包含中国学术性质与变迁，并尤为强调国学与西学并无绝然不同。而在这方面是有深意存焉的。它表明吕思勉并不认同国学与西学是古今之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回应反击了西化派认为国学与西学绝然对立，不可调和，而必以西学取代国学的观点。虽然就国学本身而言，吕思勉并未讲得分明。

有些学者则从根本上反对国学。认为国学概念大而无当，或者干脆认为国学本身毫无价值，乌烟瘴气，因而应被推翻。后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陶希圣极力倡导中国文化本位并联名发表宣言的何炳松，在这之前的一九二九年却发表《论所谓国学》文章，极力抨击批判国学，呼吁中国人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他指斥批判国学之弊写道：“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何炳松以现代学术分类与科际整合立场，指斥国学没有走向专业化、学科化，认为国学研究大而无当，因而批评质问：“我们研究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文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意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是否还想要一个‘大坛场’上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朱熹？”

至于国学究竟应包括哪些内容，学者们也是其说各异。即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学代表人物梁启超与胡适，对国学的理解认识上也是大异其旨，甚至为此相互论争，剑拔弩张。这在他们分别于1922年、1923年应燕京大学某报刊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及《国学入门书要录及其读法》中可见一斑。胡适的书目列“一百八十四种，其中工具书十四种，思想史九十二种，文学史七十八种”，思想史包括道教佛经书籍，文学史包括元曲、小说，如《三侠五义》《缀白裘》《儿女英雄传》《九命奇冤》以及《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而不具列史部。梁启超对胡适所列书目大不以为然。他在《评胡适之的 〈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 》一文中批评道：“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把应该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了。”而他对胡适在国学书目中，不列史部，而大量开列小说更是不可理解。“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的学识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