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 国学概念的提出、辨析及书法与国学的关系

我当年提出这个断语，并不是忧虑与担心，我在八十年代就说过，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专家。因为任何一个现代化的进展中需要大量的专家。因为任何一个现代化都是各方面专家贡献智慧的结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才会得到发展。但专家只是“专”那么一点。如果你“专”很多点就不是专家了。人文科学也是这样，有胡塞尔专家，海德格尔专家，董仲舒专家，朱熹专家……各种各样的专家出现，是时代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不需要思想家。当时风靡一时的“回到乾嘉”“乾嘉才是学问正统，学术就是考证，其他一律均狗屁”“只有学问家，没有什么思想家”等等，我是不赞成的，现在好多人可能淡忘或不知道这些事了。我当时曾发表过一些嘲讽，所以在这个“三言两语”中虽未做价值判断，只描述现象，但也确有提醒一下，让大家注意的意思，谈不上担心和忧虑。而“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思想的学问家”恰恰把问题掩盖了。正如以前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著名的学者如周策纵、傅伟勋提“中西互为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也为体”等等来反对我的“西体中用”，看来很正确、公允、全面，其实没意义，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总之，任何时代都需要这两种人，不必一定比个高低上下。但大家也知道，学问家可以有百千，即使一般却能真正影响人们的思想家恐怕也只屈指可数。

忘却了问题和失去历史意识等于遗忘了时代，而时代问题不会不比历史问题更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思想家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终结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开启了新的全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历史，在这方面考据恐是无用的。哲学是无用而成其大用，考据除了在知识领域成其用外，而于家国思想文化与人文大率无用，此即学问与思想之大较也。

有人认为学问包括史料考据，即是一切，而根本不懂史料考据的逻辑与思想文化的逻辑判然有别，思想家当然也不会平地产生思想，其思想也要凭借文献史料而得以产生形成，只是其思维并不停留于史料，而是穿越史料形成问题链与宏观的历史观念，并且其关注的中心也不会是史料本身及局部微观的枝节考证，这是思想史研究与史料考证的最大不同，也即价值观差别。所以两者也自相去甚远。这也是当下体察认同国学所不得不深识明辨之根本问题。

从书法史上看，书法的迁变与文化嬗变同体共生，文化形塑书法，而书法也反映揭橥文化，并反映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变迁，无不承载与揭橥出彼时的文化审美风尚。而从魏晋发端的书法文化文人化历史，则更是使书法成为优入圣域的民族文化艺术的最高象征。宗白华认为中国音乐衰落，书法却代替它成为一种表现民族最高意境和情操的艺术。林语堂则认为，书法培育了中国人基本的韵律感和美学精神。

书法的文人化性质与独特文化审美地位，决定了书家的文化价值定向，这是历史给出的答案。书法产生于中国文化内部，因而人文化成的文化要求便构成对书法的制约。从线的营构、品格到气韵、风骨、神采、意境都浸透着本土美学的形上追索，而这一切又归约为书家的个体生命存在。一个进入不了中国文化内部的书家不可能成为书法大家，也不可能创造出一流的伟大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书法创作也如佛学渐悟的体道过程，书法的高度取决于生命境界的高度，单纯的技巧并不能深入中国文化内部，当然，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即如中国国画中文人画与院画、戾家画之间存在的也是一个技与道的问题。早在北宋时期，苏轼就指出，世之工人能曲尽其形，而思致气韵则难以臻至。黄庭坚批评周越草书之俗，是从其“胸次之罪”也就是境界格调不高出发的。这说明在以气韵、格调相高的书画领域，文与道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里，道并不玄妙，道有形上之道、自然之道、生命之道、文化之道、个体之道。在道的泛化语境中，有一点是共同的，由文化自觉而超越市俗的创造性个体自律，历史上的每一位大艺术家无不具备这一点，这也是技与道的张力所在。当代很多中青年书家将技巧与文化作对立观，在思维上走向二元价值对立，实际上看看古代大家的知与行，这种所谓文化与技巧的对立争论便就毫无意义了。所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言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