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千世界的烟云万象、青山绿水绽放着野性的豪迈——走进孙博文的艺术世界

令人关注的是，孙博文先生的所有作品中，以书法题写的自创诗歌成为了画面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能从孙博文的题画诗中看到他对于汉乐府、唐诗（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的广泛修养。传统中国画讲究诗书画印的一体化，这种总体性的综合艺术特点在今天的中国画界已经越来越困难，因为新起的一代画家对于传统文化修养的整体性缺失，许多中国画不仅没有长款，出现了穷款，更少有画家自创诗歌的题写，中青年画家的书法修养不足也是个问题。在中华先民的文化生活中，对诗意的追求是最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学者莫砺锋指出，“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尧舜时代，但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也绝非儒家一派所独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后人或以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同的诗学观念，其实在最初，“志”与“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所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由《诗经》开创的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诗歌史，诗歌不但是先民们如实反映人生的工具，而且是实现人生超越的利器。

《雪浮云端》 361×143.5cm 2001年作

作为文学的诗歌，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触及人的思想情感，而绘画则以形象的描绘传达万物的底蕴。书以传意，画见其形，如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所说：“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清人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正是孙博文绘画的审美追求，孙博文的创作将诗歌与图画结合为一个审美欣赏的整体，让观众在审美欣赏过程中，同时调动整体的视觉观看和抽象的情感体悟。

《雪落孤村》360×142.52001年作

有关孙博文作品充满诗意的标题，也值得我们再讨论。在西方形式主义的理论家如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看来，任何越出了绘画框架之外的语词对于作品中视觉形象的把握和欣赏是无关紧要的，标题不是观者要关注的意义源。但是当代西方学界也注意到标题的开放性、非确定性和非阐释性，对视觉艺术来说，标题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语境因素，它不仅影响了人们对作品的观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作品的解释和理解。孙博文对作品的题目十分重视，并且在其题画诗中进一步拓展了作品题目的理解空间，在文图互证的创作形式中，孙博文将诗歌文字带入画面，参与到图像的阐释与意象构建，实现了更深层次的文图关系。

《天边云重似火烧》360×144cm2001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