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赋色语言的错位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面对大面积的物象信息缺失时,修复师因难以完全复原而采用了一种含混的、印象式的绘画语言,通过简单的色块与笔触填补缺失,使之与相邻画面达到色彩上的协调。尽管此方法在视觉上暂时营造了一种“完整感”,但仔细品味,依然能感受到与原作风格的脱节(图18)。中国传统壁画的赋色常以矿物色或植物色为主,由于其半透明的特质,在着色技法上与油画或水彩画有着本质的不同。画师常采用叠色、分染等特殊技法,使画面在不同的观看距离下呈现出丰富而微妙的观感。若修复师未能掌握这一独特工艺,而运用现代的直接画法,则难以呈现壁画应有的历史厚重感和艺术韵律。
图18直接画法的修复痕迹与原作“叠色”工艺局部对比
古老的壁画常因时间流逝而出现剥落、褪色或龟裂等问题,这使得修复师难以准确判断作品的原貌。为了弥补缺损,修复师需依托现有残留线索进行合理的推测与重绘。然而,若修复师加入过多个人或现代的绘画语言,致使修复后的局部与原作风格错位,犹如在一篇残缺的古诗中填入外文修辞,虽表面看似“完整”,实则失去了原作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意蕴。因此,修复师在进行修复工作时,除了具备扎实的艺术功底和修复技巧,更应深入理解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传统。唯有如此,方能在修复中保留原作的精神面貌,并恢复其艺术与宗教的价值,使之焕发新的光彩。
(二)壁画的“原位”
宗教艺术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展示,它们往往融入宗教信仰的空间和时间结构中,承载着深刻的宗教寓意和礼仪功能。每一幅壁画、每一尊雕塑,都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与特定的宗教场所及具体的信仰体验密切相关。这些“艺术作品”通过其所处的空间关系和象征意义,成为信仰实践的载体,帮助信徒在视觉和心灵上与神佛进行沟通。佛教寺院的建筑设计本身便是一个宗教空间的“语境”,其形态、布局、以及装饰的每一细节,都与佛教仪式的实施和信仰的传达密切相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宗教绘画,不仅需要关注其图像的形式美学,还必须深入探讨这些图像所承载的宗教文化意涵以及它们与空间、时间的交织关系。进一步讨论图像、空间与宗教仪轨的相关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在临摹之前,壁画在大殿中的空间位置问题影响着观者对图像的“观看”和“阅读”,笔者认为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应格外审慎。关于《药师佛佛会图》在大殿中的空间位置问题,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一部分学者依据文本经验,认为药师佛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判定该幅壁画应位于东山墙,一部分学者认为广胜寺东山墙残存的图像可与《炽胜光佛佛会图》缺失部分拼合,且平阳地区灾后的炽盛光佛信仰占据上风,进而推断炽盛光佛应位于东山墙,而药师佛则应位于西山墙。这种依据经验判断得出的结论是缺少有效证据而难以令人信服的。那么,笔者试着遵循图像自身逻辑,来解开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1934年8月的一个午后,中国建筑学先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到访广胜寺,并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留下了这段关于下寺正殿文字:
正殿佛像五尊,塑工精极,虽然经过多次的重妆,还与大同华严寺簿伽教藏殿塑像多少相似。侍立诸菩萨尤为俏丽有神,饶有唐风,佛容衣带,庄者庄,逸者逸,塑造技艺,实臻绝顶。东西山墙下十八罗汉,并无特长,当非原物。东山墙尖象眼壁上,尚有壁画一小块,图像色泽皆美。据说民(国)十六(年)寺僧将两山壁画卖与古玩商,以价款修葺殿宇,唯恐此种计划仍然是盗卖古物谋利的动机。现在美国彭省大学博物院所陈列的一幅精美的称为‘唐’的壁画,与此甚似。近又闻美国堪萨斯省立博物院,新近得壁画,售者告以出处,即云此寺。〔2〕
今日,大殿中已不见十八罗汉的身影,但残留在东山墙上“色泽皆美”的佛幡依然永恒地飘动,仿佛在等待主人的归来(图19)。笔者尝试将其与《炽盛光佛佛会图》与《药师佛佛会图》进行拼接(图20、图21)。画面中残留的佛幡无论从色彩还是造型上,都难以与《炽盛光佛佛会图》相匹配,唯与《药师佛佛会图》可接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34年《艺林月刊》第51期所载《药师佛佛会图》早期旧照模糊不清,却是该壁画未离开原壁时的珍贵影像资料。若能够通过其进一步确定该壁画的原位,这对于深入研究广胜寺下寺大殿的空间布局乃至整个寺庙的礼仪空间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根据《重修广胜下寺佛庙序》碑中所记壁画出售的时间推断,该旧照的拍摄时间应不晚于1928年。照片中仅呈现了壁画的中上部分及少量建筑构件,乍看之下似乎难以推断其确切位置。然而,细心观察,画面左右两侧嵌入墙内的建筑构件在光线散射下形成了明显的光影结构,这些细节为我们提供了大殿内光线方向的重要线索。笔者曾多次考察下寺大殿,并在一次面壁怀古之际为东、西山墙拍摄了照片。与旧照对比,东山墙无论是建筑构件还是墙面的光影分布均与旧照如出一辙,而西山墙的光影分布却截然相反(图22)。
图19广胜寺下寺后大殿东山墙残留壁画广胜寺东山墙残留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