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君 | 厚润华滋──王蒙《青卞隐居图》品鉴

从至正初到至正末年的20多年时间里，王蒙布衣隐居，为他的绘画艺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芒鞋竹杖，闲游山林，往来杭湖苏松之地，结交诗画之友。他与黄公望、吴镇、倪瓒等画家交流，并且成为昆山顾仲瑛的“玉山草堂”的座上客。他与杨维祯、陶宗仪、赵廷采、陈征、郑元祐、潘子素、岳季坚等文人诗酒唱和，更结交了朝中太仆危素等人。虽是隐居，王蒙此时的声明和艺术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加之赵孟頫这位舅公的影子还在，所以，王蒙在当时的江南文人中还是颇受尊重的一位。钱塘人范立曾说他：“天上仙人王子樵，由来眼空天下士，黄鹤山中卧白云，使者三征那肯起。”倪瓒说他：“临池学书王右军，澄怀观道宗少文；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约至正末年，王蒙受到割据江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张士诚的聘请，到吴门去出任长史、录事一类的官职官。张士诚比较重视江南那一带文人，对文人也比较礼遇，所以，王蒙在他的政权中任职，似乎没有影响到绘画创作。相反，王蒙的传世力作《葛稚川移居图》、《丹山瀛海图》、《太白山图》、《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等都创作于这个时期，可以说，这个时期王蒙创作的一个小高峰了。

元代末年的农民起义，后来发展为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斗争。张士诚的“吴”政权和朱元璋的明王系最终刀兵相见。王蒙遂避乱隐居于黄鹤山。王蒙隐居黄鹤山的情景除了一些夸张的诗歌外，没有更详细的记载。而从王蒙的一幅画我们却可以窥见端倪。他在《谷口春耕图》中自题：“山中旧是读书处，谷口亲耕种秫田。写向画图君貌取，只疑黄鹤草堂前。”王蒙号黄鹤山樵、黄鹤山中人，《谷口春耕图》画的很可能就是他隐居的地点的写照，图中的草堂应该就是黄鹤草堂，即是王蒙的书斋。

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又纷纷有了入仕的欲望和可能性，王蒙也在明初洪武年间，出任了山东泰安知府，此时他已经60多岁。在山东期间，他与陈汝言合作了《岱宗密雪图》。以王蒙的才能与名气，他在明初的官场曾春风得意。顾瑛在他的《草堂雅集》（卷十二）中记载：“（王蒙）曾游寓京师，馆阁诸公咸与友善，故名重侪辈。”王蒙与朝中公卿往还密切，还曾与郭传以及僧人知聪共同在丞相胡惟庸府中观画。但这为以后的落难埋下了祸根。

明朝初年，朱元璋屠戮功臣以确保自己的政权稳固。这个阶段发生的最典型的政治事件便是胡惟庸案。洪武十三年（1380），朝廷以丞相胡惟庸企图谋反为由，将胡处死，并大规模搜寻胡惟庸的党羽，受到胡案株连的人达到数万。王蒙因为曾经到胡府观画，也受到株连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其时为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初十。

“人物三珠树，才华五凤楼；世称唐北苑，我谓汉南州。大梦麒麟化，惊魂狴犴愁；平生衰老泪，端为故人流。”这是王蒙的好友陶宗仪所写的《哭王黄鹤》（《南村诗集》），情悲意切，但是欲言又止，作为好友，眼看一代名家，殒落夭折，只能扼腕痛哭而已，想必一肚子的细节不敢说也无法说。不知道有多少人为王蒙的晚年出仕而叹息，但是身为名门之后，外祖父能以宋之皇裔入仕元朝，王蒙在汉族恢复统治之后有出仕之想，本也无可厚非。

王蒙的生平很难细致勾勒，他的画作多不署年款，由于胡惟庸案在明初影响极大，他的诗文集被禁毁佚失，关于他的文献非常少，以至于他为人所作的画甚至被人挖去受画人的上款或者作者署款以避株连之灾，如《春山读书图》台北故宫藏，《青卞隐居图》、《太白山图》等都有这种现象。直到明代后期，当年的胡惟庸案已烟消云散了近二百年了，他的画艺才被重新广泛发掘认可，并被推崇为“元四家”之一。

王蒙《青卞隐居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