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庆和丨艺术要透过每个个体的片面才能折射出时代的光

李国华：在创作低谷期（如灵感枯竭或外界质疑时），您通常如何应对？是否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修复方法论”？

刘庆和：人不可能每时每刻处于亢奋，所谓低谷我倒觉得是在自我修复，兴奋之余一定是静静地孤寂。记忆中的1993年，在西班牙滞留了半年后回到北京的我，像是一次人生的“格式化”。半年的欧洲之旅马不停蹄也是走马观花，没有人召集开会了，听不到领导和长辈的教诲，也没必要做给学生看，这是一次难得的修行，绘画的挫折或冲动就在自己的世界里。待翌年回到北京，欧洲游历图像如同一堆碎片塞在脑子里，相互折射，我在努力弥合我走后这半年来两地之间连成一线，而从没有过的是对绘画产生了厌倦。那是一段失落的时期，1993到1994年间几乎是在恍惚中度过的，西班牙的阳光和北京的街头巷尾重叠着，想不到回归自己的生活竟然需要努力。

直到1994年初，我在中央美院画廊做了个展，当时有张参展作品叫《王先生》，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对我来说也许就是种暗示，我可以顺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王先生》画的是一个貌似成功志得意满的中年男人，举着腿傲慢地仰坐在茶几面前。我用“没骨”的手法略去线的造型，目的是要突出生活在场的感觉。去年在798唐人艺术中心展览时，本来想借展这张《王先生》，红门画廊的布朗先生说实在联系不上藏家了，只好翻拍挂历再打印出来展示。从1994年到去年已经30年了，这件作品放在今天的展厅里竟然没有太多违和感，我笑问自己，是我这些年来没有进步还是总体的水墨状态凝滞了。

▲《王先生》 140×120cm 1994 纸本水墨

李国华：您如何平衡艺术家、教师、家庭成员等多重身份？日常生活里的哪些细节最常激发您的创作欲望？

刘庆和：真也谈不上什么平衡，就算是身上有这些身份，人不就是活着嘛。这些所谓角色有的属于更加社会的工作性质的，有的纯属于个人的，艺术家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总要把内心翻看给别人并且还要真诚，这就让人性复杂了许多。感动首先是因为真诚，就会感情投入，就会期待，就会有伤害。我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人，这一点显然是来自于我的妈妈。人就是这样，在对自己后代有所传承交代的时候，都希望留有自己的痕迹，前人的影子无论积极与否都是福荫和滋养，这是要认领的。常年的工作逐渐形成的惯性和圈子的感觉，总会忽略了一些身边发生又看上去轻描淡写的事，等到成了故事才发觉这些可能都是命里注定，以敏锐的目光看待这些过往的图层切片就会定格在某个画面，自然勾起了创作的欲望。

Part 03.关于时代与责任

▲《夏秋之间的C先生》 200×200cm 2023 纸本水墨

李国华：经常有这一种说法“艺术家是时代的记录者”，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您认为艺术最应该记录什么？又如何避免沦为简单的时代注脚？

刘庆和：时代大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压力，画面不自觉地也带上了所谓时代的“颜色”，这是注定的，谁都难以走脱。如果要谈论时代与艺术家的关系，这可能正是无法直白说清楚的地方。别提什么创造了历史，历史中能有你就已经不错了。回头望去，总会有人清醒地看着这个环境，而大部分人只是跟从罢了。我现在越来越不敢妄议所谓“创造”，虽然这个词汇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重要，但是现在确实完全不同了。就艺术本身来论，创造本来也不是随意能说出口的。首先艺术创造比起科学的进步要无谓许多，这一点来看，我们身处的时代和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可为和不可为的，我们能发挥多少作用呢，还是留着日后回望吧。

关于时代的豪言壮语已经太多了，如果说文学艺术应该是时代记录的话，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做的最不及格的。历史上文学艺术的所谓经典能够在今天感人，没有哪个是在组织的集体感召之下完成的，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毕竟是要透过每个个体的片面才能折射出时代的光。

当你要表述的可以“复制、粘贴”足以解决的时候，不同的另类思考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当发现耳熟能详的频率原来是翻唱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关心谁是原创了。这不是版权意识的危机，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人可以容忍和享受复制临摹，只能说我们不仅是视听功能在退化，甚至连享乐功能也在退化。

▲《背景》 300×150cm 2024 纸本水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