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辉｜现代美术理论的中国文化逻辑

毫无疑问，“美术革命”的提出是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美术的标志，它解决的既是传统美术，尤其是传统文人画如何体现以“科学”为主题的现代社会文明理念问题，也是现代文明如何以及怎样赋予现代社会公民享有“民主”“平等”的审美权益和美育权利，并以尊重艺术家的个性创造为现代艺术价值体现的命题。我们为什么要探索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一个不能绕过的理论命题，就是要破解民族美术的现代性转型实践及建立的现代性理论内核，其目的就是要把士大夫阶层自赏、自娱的文人画转变为能够表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所凸显的人民风貌与人文精神的艺术。传统文人画的这种现代性转型从“美术革命”的号角而开始主动借鉴西方写实绘画，尤其是受欧洲 19世纪那些具有民主色彩的现实主义美术启发，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现代美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价值观，从揭露黑暗、批判现实，到描绘现代生活、展现社会变迁、激发民族精神、塑造人民形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美术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形态。

但传统文人画与现代中国画并不像后印象主义及之后的现代主义对古典写实油画那样，完全是以现代否定传统所建立的二元对立模式。在现代中国画领域，对于传统既不是用写实替代写意，也不是用西方形式语言消解笔墨语言，而是一种互融的并置关系。应当说，现代中国画在现代性探索路途中曾走过多种极端化的弯路，完全用素描“改造”中国人物画屡经反思回潮，把笔墨当作描绘现实或形式探索的束缚而提出“笔墨等于零”则反向促成了世纪之交的“黄宾虹热”。这些现代性实践经验都表明，中国画的现代性探索始终存在怎样以及如何弘扬传统绘画写意精神的语言课题与审美课题，它们之间和西方现代主义对古典再现的断裂、隔离完全不同，现代对传统不是叛逆和否定的对立关系，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国太极图式的文化理论结构，这就是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自我成型的文化逻辑之所在。

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何以能够自主成型？如果说现代社会以人的解放为基本命题，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始终是以特立独行的艺术家的个性张扬为基本面目，尤其是从极简主义开始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类型——观念、行为、装置和影像，所有艺术流派都以不断拉开艺术理念与语言风格的偏执为标志，以艺术个性代替艺术共性，并在此反叛过程中很少言及艺术语言与创作理念的前后相关性与连贯性，而是不断用后者覆盖前者，每一轮创新都追逐所谓前所未有的艺术方法论上的原创；那么，中国式现代美术有关人性解放的表现，虽然也涉及对个体的人性价值揭示——强调个体艺术视角或个性艺术语言，但更多地则着眼于对整个社会群体人性价值的理解、强化或共同实现。20 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建立的一个最重要的人性价值观，不是传统文人画优雅的寄兴自娱，也不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刺激的、暴力美学的表现主义宣泄，而是极其鲜明的“为人民服务”或“以人民为中心”。因而，人民形象的塑造，尤其是被两千年封建社会所漠视、鄙视的劳动人民开始成为美术作品的表现主体，对这些社会底层人物的描绘承载了现代美术人文关怀的深刻思想与深厚情感，对普通劳动者描写所深寓的主体精神，成为中国式现代美术有关人性解放与个体价值阐发的主题。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有关国家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与社会伦理题材的微观叙事，构成了中国式现代美术创作最鲜明的题材特征。这些题材背后凸显了建立中国现代社会的共同目标，体现了人民的主人意识以及人民作为被表现对象与受众对象的审美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又反过来要求美术作品的现代性审美具备“喜闻乐见”的艺术民族性、承传性与大众性的特征。与欧美现代美术题材上的私密性、语言上的表现性等所谓国际化艺术不同，“民族性”是在 20 世纪抗战语境下被反射到文学艺术领域而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需求，新兴木刻在延安时期的“民族化”探索，成为中国美术现代性的优秀案例并在新中国以来的现代美术实践中被推而广之，“中国气派”由此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民族性”的精神特质与语言风貌。“民族性”的另外一种表现，则体现出对中国传统美术、民间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决定了中国美术力求从更广阔的中国艺术传统中汲取滋养，而非与传统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