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画始终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笼罩下发端、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强调规范与秩序,推动了用笔技法的系统化;道家思想追求自然与逍遥,促进了水墨画法的诞生与发展;禅宗思想则注重心灵感悟,又推动了中国画向更加自由的表现方向演进,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画艺术表现的精神内涵。
中国绘画审美的发展在经历了汉代儒家思想主导的教化美学后,又经魏晋转向对超脱世俗、追求心灵解脱的追求,进而向庄子的齐物逸气美学转变。于是,在魏晋时期中国文人、士大夫实现“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后最先诞生的画种——人物画,服务于王权的政教功能逐渐被弱化,转而转向强调服务于人的情感表达,这就为中国画论思想的初生提供了重要立论基础。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顾恺之率先提出了中国人物画要“迁想妙得”“传神写照”的论点;南朝宗炳提出“澄怀味象”“卧以游之”“畅神而已”,首次将形神关系纳入绘画理论体系,也是第一次将绘画功能提升至了哲学思想高度,开创了中国画重视“神韵”的传统;继而王微提出“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谢赫则提出了以“气韵生动”为首的“六法论”书画品评标准,将“气韵生动”列第一位,为后世中国画发展指明了方向。此时在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南朝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著成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其中提出的“质随古意,文变今情”“神思”“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等的文学思想,也给予艺术创作的继承与创新以启迪。
进入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禅宗兴起,随着禅宗吸纳儒、道两家思想后的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国画的美学方向开始向着禅宗的自然心性美学转换。如王维对水墨画的倡导就是“道法自然”哲学观的具体体现。受时代影响,王维作为水墨画之祖的出现不是偶然事件,与其同时期的唐代画家郑虔、项容,以及紧随其后的王洽、顾况、张璪等人都是选择以墨为主要表现手段入画者。可惜年代久远,他们的绘画作品未能流传下来,仅存后人对其绘画风格的文字记载,让我们得以知晓其重“墨”的风貌。至唐末五代画僧贯休、石恪的出现,继续于墨法上进行探索和表现。现藏于日本京都高台寺贯体的《十六罗汉图》和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图3-1、3-2),让我们看到了最早的墨韵中国画作品,领略到王维所说的“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的超凡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