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朝辉 | 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

图3-1、3-2，[五代]石恪：《二祖调心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由于中国画诞生之初以服务“政教”为主要功能，这直接影响了人物画于各画科之中最先诞生。又由于人物画对人物造型准确性的要求，使得画家们纷纷选择以“笔法”为主要表达手段。如三国时期的曹不兴，东晋时期的顾恺之，南北朝时期的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隋代的展子虔，唐代的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等，他们都属于以笔法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画家，于是便有了“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等对其绘画用笔风格的描述。这些画家都先于王维于出现，同样少有作品存世，仅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得以传承至今，成为中国传世最早的一件中国画作品。可见选择“以墨为主”的中国画作品的诞生比选择“以笔为主”的中国画作品的诞生晚了半个多世纪。

中国绘画美学中的“逸品”概念发韧于禅宗兴起的唐代，其以破墨与泼墨为主要表现形式，对后世中国画强调主体精神的创作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表中可以得见，唐代的李嗣真、王维、张璪、王洽、朱景玄等追求对逸品和墨韵者，虽然在当时所倡导之理念和其作品中所呈现之风格均非画界主流，但这种将对逸品的理论认识与墨法实践融会在一起的情况，为中国文人画和逸格作品的发端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宋代水墨画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可以说注重用墨表达的中国画更倾向于描写主观精神，是“不拘常法”、追求逸品的实践者。

至北宋，受“程朱理学”影响，画家们更加注重对主观精神的表达。在此基础上，苏轼、米芾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士人画的概念出现。米芾创造了以墨痕为主要表达手段的“米点皴”技法，既讲究用笔的韵律，又重视墨色的变化，其山水作品人称“米家山水”（图4），充分体现了文人画所追求的朦胧意境。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观点，强调绘画应超越形似，追求更高层次的笔墨意境。理学强调的“格物致知”观念亦直接影响了宋代画家对自然的观察方式，他们开始注重对自然物象的深入观察和体悟，而不是单纯的形似摹写，追求通过写生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这与理学倡导的“穷理”思想又高度契合。

图4，[北宋]米芾：《春山瑞松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至南宋，画风趋向简约。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行方式，禅宗强调“以心印心，心心不异”“顿悟”与“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与中国水墨追求的写意精神相契合。在绘画上表现上为对简约画风的追求，如马远、夏圭的“马一角夏半边”山水构图，用留白来表达“太极生两仪”的哲学思考，正是这种精神的艺术呈现。南宋画家普遍追求心境的澄明，强调在宁静中体悟自然之理，推崇“天人合一”的境界，水墨的晕染效果和简约的表现手法，也是禅宗“一念顿悟”境界的表达。这种创作心态促使画家们在绘画中更多地表现出空灵淡远的意境，这与理学所重视的“静”与“定”的修养境界也是一致的。于是画家们重拾王维提出的“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论点，于墨法上进行创新与突破。他们中有禅僧（如牧溪、玉涧、智融、温日观等），有文人（如文人画的倡导者北宋苏轼、米芾等），有画院画家（如南宋画院画家马远、夏圭、梁楷等），讲求水墨意境，作品中充满禅意墨韵。

图5，[南宋]马远：《踏歌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