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49cm
纸本设色
2005

△落嘤之二
196×156cm
纸本设色
2004
就像刚才说的,我一开始就没怎么受“方法为先”的影响,更多是靠身心去感受,包括情绪表达。90年代我的作品会被形容有都市青年的“文心”与“童心”,大概是因为那时候个体对城市的感知没现在这么让人困顿,也不像后来批评话语常把都市生活描述成焦虑的场域。我们成长的乡土环境恰恰是可以自足的,又遇上能够让你放飞的教学氛围,所以能自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当时对传统的学习,没有现在这么高调的临摹氛围。虽说二年级时,山水指导老师贾又福先生会用系统方法教我们接近传统,但作为人物画室的学生,单靠临摹课接触传统是不够的。所以课余时间,我会主动找中国画里有田园诗意的画面,和自己曾生活过的乡土空间进行连接。这大概就是我从传统里获取的“文心”,和成长中保留的“童心”之间的关联。

△风尘
79×98cm
纸本设色
2006
至于进入渼陂古村开展田野调查,已是我在北京生活(1989年至2004年)一段时间之后。这段时期里,我并没有刻意用艺术回应所谓的乡土,当时从乡村走向都市的过程,还没有像后来的社会结构那般呈现出鲜明的割裂。比如坐在绿皮火车里去感受我熟悉的田野,感受我看见或理解的诗意等等。如果说有某种自觉的话,那大概就是我最早的“田野调查行为”,在旅途中透过车窗所见的世界,始终在与我成长的环境形成潜在的呼应。这也许为我后来有意识进入到某个现场做了一些铺垫。如今梳理时,这段经历看似条理清晰、存在先后关联,但事实上,我从没刻意将乡村现场当作一个“现场”,只是反复看见自己所看见的而已。可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个自我发问的对象。回到“渼陂古村”,确实衍生出了诸多相关内容。

△渼陂组画·惊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