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梅法钗 | 一场关于欲望与无常的艺术叩问

生与死

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这次的个展“六吨蜡”里，我想人们首先要经历的并不只是观看，而是一次亲自下场的“沾染”。

展厅里，人们首先要穿过一条长达七十多米的通道。我故意将它做得比较狭窄，宽仅八十厘米，高两米。在这条通道的中间，我穿插了四十九根焦黑的焦炭木头，它们会是你的障碍，走进通道，你立刻就会感受到身体被周遭的空间强烈地压缩，你必须低头、侧身、弯腰，甚至可能用一些狼狈的姿势去挤过那些缝隙，并且只要经过那些焦木，其上的黑炭就一定会结结实实地蹭在你身上。

七七四十九，这是我刻意设定的数字。不仅是木头，入口处的台子我也做成了七公分高。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7”这个数字始终带着某种隐秘的生命隐喻。生命降生时，我们常希望孩子有七斤重；而当生命逝去，我们又要做“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来超度。人们在进入通道之前，还必须穿上一件白大褂。这件纯白的外衣，就像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的初始状态，如同我们的人生。当你踏上那七公分的台子，走进这个如同密封盒子般的漆黑空间时，其实你已经步入了一个关于生死循环的场域。所谓“何处惹尘埃”，你以为你可以置身事外，但社会、历史、苦难、欲望，这些巨大的“无常”，总会在你的生命里留下擦不掉的污渍与伤痕。

通道里没有直接的照明灯光，只有在转弯处，美术馆外围的人造光才会顺着缝隙微微渗进来。人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依靠着这些微弱的、甚至是被刻意预设的光线前行。那是美术馆的标准照明光，它的色温被精确地设定在2500K，介于幽暗的烛光与刺眼的白炽灯之间。在这束人造光的指引下，空间里回荡着的声音，来自我在2020年拍下的真实影像——一群人在废墟上做着法事，念经、作响。伴随着这些声音，通道内部嵌有七块影像视频，画面里是一座被大火烧毁的城隍庙，以及庙前那些常年坐在那里、仿佛已经与那个空间长在一起的老人们。

从入口走入，中段是一条完全黑暗的通道，你会看不见自身，而当你历经黑暗走向出口，再次看见自己时，在虚实变化之间，这种感觉就像《红楼梦》里讲的“太虚幻境”，让人把暂时的、虚幻的当成绝对真实，不断陷入其中。出来之后，人们要把身上沾染了炭灰的白大褂脱下来，挂在展厅的墙上。这时，你其实已经成为了这件作品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千个人走过去，墙上就会挂满一千件被染黑的衣服。然后，你才会看到展厅正中央那个巨大的、如祭坛般的装置：底下铺垫着铁板，铁板上堆积着整整六吨残破的红色蜡烛，上面悬挂着庞大的废墟建筑构件。

整个过程，或许你感觉到的是强烈的宗教感和悲凉感，但我其实没有预设答案，只是在美术馆的白盒子里，搭建了一个混杂着生死隐喻、民间信仰和世俗欲望的“现场”，留下一个开放的思考空间：信仰是什么？保护是什么？欲望为何循环？毁灭又意味着什么？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我生命中两次剧烈的燃烧——一次是我母亲的离世，另一次，是一座承载了数百年民间欲望的城隍庙化为灰烬。

“六吨蜡”展览现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灰烬

我的创作脉络中，对“木炭”这种材料的痴迷，以及那种挥之不去的悲凉，并非一蹴而就的。我曾经喜欢做一些漂浮的、带有调侃意味的东西，那时候的作品，更多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敏锐反馈，带着文人式的嘲讽，也带着一种想要抽离现实、牧归云端的向往。但2017年，一场变故彻底改变了我对艺术、对生命的认知。

当时我还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突然有一天，家里传来消息，说母亲查出了非常不好的病。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到底还能活多久，谁也不知道。我立刻办理了休学手续，回国陪她。我休学了整整一年，就待在三门，哪里也不去，每天就陪在她身边。在此之前，母亲的身体一直很硬朗。看着一个原本健康的人，突然被疾病击倒，身体迅速衰弱，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如此真实地感受到了生命无常。

在陪伴她的最后一年里，我几乎放下了所有的事情。原本有调动去上海工作的机会，我也觉得无所谓了，去不去都行，整个人处在一种极度“空”的状态里。到了最后阶段，母亲已经无法自己翻身，我就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照顾她，陪着她熬过最后的日子。母亲去世时86岁，我们母子的感情很深，看着她离开，接着经历遗体火化的整个过程，对我的触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当炉门关上，再打开时，那个曾经生养我、最爱我的人，那个在世间活了80多年的活生生的肉体，就只剩下一堆灰白色的灰烬。那一刻，我受到的震撼是摧毁性的，我对自身、对生死、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被彻底重塑了。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些追求名利、追求社会评价的东西，全都失去了意义。

回到自身

母亲离世之后，我的创作开始发生变化。我不再关心所谓的“前沿”或“流派”，我只关心那些最真实的、每个个体都逃避不了的生命处境。实际上，今天的艺术很难再形成某种统一的风格运动。真正重要的，反而是一个人如何回到自己真实而具体的生命经验之中。

我开始在创作中使用“炭”这种材料，在我看来，这种材料能够承载这种生命最终极的消亡感。最初，我是自己找来木头，经过雕刻后，再用火将它们重新烧制、炭化。比如我在画廊做的第一个个展《彼岸》，还有后来的《重生》《烬》（《炭骨》），里面都出现了人工焚烧木头的痕迹。那时候的“烧”，是我面对母亲离世后，主动采用的一种材料处理方式，里面带着人体的暗示，带着我对生命走向消亡的隐喻。但那时候的我，做的还是“加法”或者是“减法”，那块木头在被我烧毁之前，它只是一块普通的木头，它的内部除了我个人的情绪，并没有携带太多的叙事和信息。

“六吨蜡”展览现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