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梅法钗 | 一场关于欲望与无常的艺术叩问

欲望循环

在南艺美术馆这件巨大的装置里，除了城隍庙的炭木，我还使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材料：六吨废弃的红蜡。这六吨蜡，是我从城隍庙及祭拜的庙宇外围一点点回收来的。这并不是我刻意虚构的数字，而是根据展厅里一个直径八米的底盘铺设厚度实际算出来的量。

在中国民间的信仰体系里，蜡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媒介。信众买来红蜡烛，点燃、插上、许愿。蜡烛燃烧一半，或者燃尽融化，残渣堆积成山。然后会有专门的人把这些残蜡刮下来，重新做成新的红蜡烛，再卖给下一批信众去燃烧。后来，我再去城隍庙时，发现他们在原址上又建起了新的庙宇，塑造了新的神像。新的红蜡烛又被点燃了。庙可以烧毁，木头可以化为灰烬，但人类的欲望是烧不完的。只要人还在，祈求就不会停止。这些蜡被燃烧、消耗、回收、再生产、再燃烧，这就如同人类的欲望，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我委托当地一个塑像工人帮我去收购这些香火剩料，也就是这次展览中的“六吨蜡”。在收购的过程中，有一个真实的小插曲——这便是我此次展览四个核心标题之一的“四毛钱私心”。一开始，我和那个工人谈好的收购价是每斤两块六毛钱。可是没过几天，他发现按照这个价格他没钱赚，或者是觉得我既然要，就可以再敲一笔，于是他就变卦了。在这个反复博弈的过程中，价格从两块六涨到了两块七，最后硬生生地涨到了三块钱。这仅仅是“四毛钱”的差价，就是最真实的人性。即便我们面对的材料是“神圣之物”，可就在交易过程中，世俗的利益、私欲、对契约精神的破坏，依然表现得淋漓尽致。讲好的价格可以随便推翻，只要有利可图。这四毛钱无关对错，它就是一个极其精确的刻度，精准地标记了我们在当下社会中，人是如何被物质和利益全面物化的。所以，这所谓的“六吨”蜡其实是一个约数。因为我在付钱的时候，也是按他所报的重量。如果他在里面少给我几十斤、一百斤，我也根本无从去核实。人的欲望和算计，就藏在这些不可捉摸的斤两里。

我把木炭和蜡这两样东西放在了同一个空间里。底下，我把这六吨红色的、残缺不全的废蜡，铺陈在展厅的铁板上，如同生生不息的人间欲望；而在上面悬挂、穿插的，是被大火彻底焚毁的城隍庙木构件，似乎预言着一切物质最终的宿命——无常、坍塌与寂灭。这一上一下，一个是依然在涌动的贪念，一个是早已化为灰烬的必然。它们构成了我作品中最核心的内在张力。

“六吨蜡”展览现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超越材料

当有人将我的作品和物派进行比较，我认为我们有本质的区别。最根本的一点，还是“信息”问题。物派更强调物自身的存在状态，以及物与空间的关系。他们挖一个坑，放一块石头，不需要叙事，不需要背景，甚至刻意抽离掉所有的社会信息。物派是冷静的、客观的、去意义化的，韩国的单色画也是如此，艺术家自己烧好炭，只是为了追求那种黑色的肌理感，里面没有信息。而我的材料本身就带着信息——城隍庙的木梁、烧毁后的残骸、祭拜后的蜡，它们不是中性的物，而是已经被历史、信仰、欲望和事件浸透的材料。它们进入空间时，自身就携带叙事。所以我使用这些材料，并不是为了展示物理属性，而是希望借由这些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吸饱了意义、记忆与欲望的“物”，重组在艺术的空间里，撬动更深层的内容。

基弗的作品之所以有力量，因为他的材料背后是二战的废墟，是德国沉重的历史创伤，但这些材料必须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如果没有经历过战争，那必然是空洞的。我的创作不是先看到“炭化材料很有形式感”，才去使用它；不是因为木炭的肌理好看才去做作品。恰恰相反，是因为我经历了生死、衰败、无常这些非常个人的感受，材料才自然进入创作之中。如果只是拿一块炭来做作品，而和自身经验没有关系，那它就只是形式，只停留在表面。所以，即便材料自身包含有大量的信息，我的核心依然是个体经验，而不是社会理论。在今天的艺术里，技法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否从非常个人的经验出发，如何做出真实而有力量的表达，触及更普遍的人类共性。真正有力量的作品，往往不需要过度解释，像宋冬的《物尽其用》，表面上来自他的家庭经验，是关于母亲、家庭生活与物品积存的故事，但同时又映照了中国几十年社会变迁中的节俭观念、生存经验与时代记忆，很多人走进去就会被打动，甚至流泪，因为作品本身已经成立了。它不依赖复杂阐释，也不需要大量理论支撑。

我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烧过”这件事本身，而是那些木梁、柱子和构件被火焚毁之后，历史与欲望仿佛同时显形。这个炭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去功能化”和“去世俗化”的过程。那些木材原本在庙宇里是柱子、是横梁，承担着遮风挡雨和被膜拜的实用功能。但大火一烧，它作为建筑构件的功能彻底死去了，它的物理属性被瓦解了。然而，正是这种毁灭，让它从世俗的功能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当它满身焦黑、残破不堪地矗立在美术馆里时，它就获得了一种巨大的悲剧力量。

被烧毁的城隍庙©️梅法钗

向死而生

在日本留学时，“毁灭”与“残余”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我的认知。我自己喜欢看良宽、川端康成这些人的文字，他们对于自然、时间、衰败、空寂的感受，和中国传统也有相通之处，但表达方式不一样。在东亚的文化语境里，中国和日本对“生死”的看法不同。在中国，尤其是在唯物主义的语境里，没有轮回的信仰，没有灵魂的寄托，死亡就意味着“彻底的虚无”。历代帝王渴望长生不老，因为他们拥有的基业太庞大了，舍不得放下，普通人也把活人的世界看作唯一的价值中心，死亡是晦气的、不能谈论的，所以人的墓地总是被驱逐到远离日常生活场域的荒山野岭。在日本，人们认为死或许是生的另一种开始，他们更能接受残破、废弃、旧物、余烬、自然消亡这些状态，并把它们视为一种美。

我的“六吨蜡”和烧焦的炭木，也是一种废墟美学。那些原本被视为废料的焦木，残破不堪，但我没有去修复它，也没有去打磨它，而是把这种极度的“惨烈”和“衰亡”直接袒露在众人面前。凝视这些毁灭的残余物时，感受到的不应该只是绝望，而应该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能量。如果借着“信仰与生死”的壳审视当下，我们会发现我们当下的社会缺乏这种对残缺的包容，那些刺眼的灾难痕迹很快就会被刷新。不愿直面真实伤痕，也是一种脆弱的体现。

触感

今天这个时代，人类似乎越来越强大。人工智能不断进步，算法无孔不入，历代帝王试图寻找的长生秘诀，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居然可能要成为真实了。我经常思考，人类的苦难到底是从哪里来？科技社会是否能解决这些苦难。实际上，如果苦难来自欲望，科技的发展正在把这种欲望推向极致的垄断。未来如果我们彻底被科技裹挟，那将是多数人的命运被少数几个科技大佬掌控，人类的处境其实和蚂蚁没有区别。一旦哪天卫星被摧毁，导航失灵，我们可能连路都不认识了。人工智能可以算命，可以帮助人类解答欲望的提问，但它并没有解决我们内心对于无常的恐惧，反而让我们的欲望奔跑得更快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作品中执着于用最原始、最笨重的物理材料——这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AI可以模拟一万种色彩，可以写出极其漂亮的策展前言，但它永远无法模拟那一根在真实的庙宇大火中被烧焦的木头所散发出的焦糊味，它永远无法替代那些真实的、沾满碳灰的白大褂上的物理触感。在这个被科技异化、被算法完全掌控的社会里，我们唯一的抵抗方式，就是保持个体的独立思考。我经常开玩笑说，唯一的逃离方法就是关掉手机，去乡下种菜，虽然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必须对这种“狂奔向没有未来的未来”的科技主义保持警惕。

“六吨蜡”展览现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