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丨钟敬文民间文艺思想研究

上述钟敬文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在于民间文艺本身的特点，也与中国现代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钟敬文先生提出，中国民间艺术学的兴起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条支流”，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追求相一致，“对于一向被士大夫们所轻蔑、所抛弃的民间艺术，给予注意和探究，正是这新运动中当然的一个剧目”。五四运动批判传统，主要是批判与科学和民主相悖或构成约束和阻碍的因素，对于民间文化、生活、审美等生命精神活动，主要从自由、充满创造生命力的意义上加以认识和肯定，在不同门类的艺术实践和思想启蒙意义上加以创造性传承和转化。因此“率性而为、自由表达”的民间歌谣首先受到重视，其中反抗封建束缚的个性自由精神及对自我生命的认同与个性主义的启蒙思想一致，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情感内涵受到重视，成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给养和源泉。由于“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所以，它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民间价值的发现从语言文学延展到民俗和民间艺术。在搜集、记录和研究民间歌谣过程中，一批来自历史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关注民间信仰、人生仪礼、社会组织等民俗事象，对民众生活文化进行调查、搜集和研究，试图由此重建民族精神，在开创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同时，广义上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也由此发端。

二、民间文艺的方法论

基于对民间文艺本体的认识和阐释，钟敬文先生总结并实践形成民间文艺研究的系统化方法。由于研究方法与本体特性相联系，民间文艺的调查研究上升到学科层面，形成民间文艺研究的方法论。

在资料学意义上，钟敬文先生主张将全面搜集、整理和出版作为民间文艺研究的基础和准备。钟敬文先生系统梳理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历史，认为虽然据说远古时代朝廷设有专门管理民间故事、传说（道听途说）等的官员，或每年在一定时间派官员到民间去搜集歌谣，但具有偶然性和局限性，没有更深的理论知识和较大的搜集规模以及较完善的处理方法；“五四”前后的新文学运动，抱着与过去一般封建时期贵族文人、学者不同的态度和看法，欣赏普通人民文艺的“诗的美”，搜集、传播甚至在创作上模仿，而有“歌谣征集处”（“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的近世歌谣；抗战以后，边疆少数民族的故事、歌谣以及图画音乐等成为搜集或探究的对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亲自到民间采集歌谣、曲调、绘画、剪纸，学舞蹈（秧歌）和扮演，民间文艺的搜集贯穿于社会历史不同阶段，在“五四”以后更具有民族精神深度认知的自觉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钟敬文先生进一步将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整理和出版的基础性方法贯穿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建设、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等实践中。钟敬文先生曾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中提出的“本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评价指出“这些简约的语句，也许还不能够说尽民间文艺搜集、研究的全部意义和作用，但是，它至少已经正确地、扼要地说出了这个新组织成立的使命和工作的主要方向”。关于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采集、整理及出版，钟敬文先生评价其为我国一项“万里长城”式的文化工程，强调“现在我们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有些文化财富甚至濒于灭绝的命运，所以搜集她、保存她是一种迫在眉睫的任务”。钟敬文先生始终把搜集、整理、出版作为民间文艺研究与传承发展事业的基础，他提出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出版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扬意义上的重要性，富有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