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书法”研究的开山之作——山艺教授王谦著，《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出版

研究沈曾植书法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我们共同商定的，其后王谦广采博收，深思细考，最终独立完成，答辩后受到各方的好评。之所以选沈曾植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沈氏在近代书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称得起是现代章草的不祧之祖。沈曾植学识精深，博学多通，在经史、文字、音韵、训诂、诗法、律令、舆地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其书法与古为新，开创了碑学章草一途，经他的学生王蘧常等传承发扬，形成现代章草的新面目，传播开来，蔚然成风。面对这样的通人大儒，研究者若无足够的文化积累和多维立体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搜罗和把握史料基础上全面、立体、系统地了解其人、其学与其书的关系，恐难胜任这一艰巨的学术任务。确定选题时，我预感到以王谦的学术基础和生命状态，完全有可能走进沈曾植的内心世界，与往圣前哲展开充满睿智的深刻对话。结果证明，他确不负所期。

论文脱稿后，王谦坦言，回看已有成果，感觉到一种呕心沥血的畅快。读完全篇，我深切体会到，这次写作对于王谦来说，不啻一场全身心投入、义无反顾的修炼，他在废寝忘食的钻研中逐渐突破成说、突破自我，实现了个人学术乃至生命的飞跃。整个研究以“通人之学”与“通人之书”为主线，围绕一显一隐两个主题展开。显者为沈曾植书法研究，包括书学理论、创作实践两方面，而以沈氏晚年典型书风为重点，隐者则是中国历世相传的“通人书法”传统。显性主题条分缕析，层层深入；隐性主题大处勾勒，处处可见，两者彼此融通，互为表里，显隐交织，斐然成章，具见作者的历史考据功力与学术思想深度。通篇由点到面，由平面到立体，史论述评与图像分析有机结合，引领读者一步步走进沈曾植的世界，看到了中国书法、中国文化的瑰奇绚烂、博大精深。

教学相长，王谦的学术研究也带给我很多启示。论述沈氏碑帖题跋时，他发现了大学者钱仲联先生的一些误读，毫不犹豫地加以纠正。考证《平复帖》相关问题时，他在全面研究文本及史料的基础上，就《平复帖》的文体、作者、文字释读、书体归属等提出了异于启功先生的新观点。这种坚持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的态度，是所有人文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要真正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实到我们的学术工作中，让研究领域出现更丰硕、更有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王谦其勉之。（李一2020年4月28日于美利坚西海岸）

王谦《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序

中国书法，作为目前属于“艺术”大类下“美术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在当代经过了特别的历程。许多中国传统学问，都先于中国书法而经过这种历程，比如中国画，也同属美术学下的“特设二级学科”。“特设”，从字面上已经昭示了其内在难以直言的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学科”之名以及体系，是舶来品。相比于绘画，完全为西方所无的中国书法，获得这一名称、进入这一体系，过程十分曲折。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并不承认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至少在体制的层面上，一直到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而在教育体系内成为“学科”，则是创下筚路蓝缕之功的上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末浙江美术学院（率先开办本科和硕士）和90年代初首都师范大学（率先培养博士）的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和欧阳中石等先生们持续30年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