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书法”研究的开山之作——山艺教授王谦著，《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出版

以此为基础，作者构建了一个十分严密的个案研究的体系。表面上的框架并不复杂，第一章论述沈氏的生平、学问与诗歌，第二三章分别论述书学理论与书法造诣，最后一章讨论沈氏的书史地位与意义。但其内在脉络却极具创造性：以沈氏自身的书学与书法为明线，以历史上的“通人之书”为隐线，从而将沈氏之书这一个案研究，拓展为整个中国书法统绪的重新梳理。作者事实上“重构”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发展脉络乃至价值体系。在这个层面上，本书超越了基础性的史料挖掘等文献层面的价值，也超越了一般性的分期框架等叙述层面的价值，更超越了常态化的个案研究等具体层面的价值，探及了最为根本性的史观以及中国书法的特质问题。

如前所述，近代以来的中国书法，是对标西方体系中的“艺术”来建构研究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命题其实是由西方艺术理论提供的。在这种体系之下，属于中国书法自身的史观，严格讲是模糊的，至少是未经深度反思的。通常而言，我们按照前人曾经给予过的概念、命题来书写中国书法史，比如“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清尚态”，或者试图按照西方艺术的某些概念、命题来书写书法史，比如“汉末书法自觉”、“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等，或者通过前二者的结合试图找出“融汇中西”的新路径。应当承认，无论哪一种路径，都使得中国书法研究在近代以来特别是近4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也不可否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模式都已经遇到了瓶颈。近些年来的不少书史研究，除了在文献方面能够贡献若干价值之外，少有能够触及范式层面的成果。如果一定要寻找的话，也许运用了西方艺术社会学方法的若干成果，还能有这样的意义。这些成果，打破了传统的就书法论书法的封闭式研究模式和路径，打通了书法研究与社会史、观念史乃至思想史研究之间的界限，从而提升了书法史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价值。但深入地看，即便这些广泛引进社会学方法的新的书法史学研究模式与路径，也仍然总体上是西方艺术史研究范式的衍生品，而不是真正奠基于中国书法自身的，尤其未能提取出真正出于中国书法自身的核心概念与命题。

书法依托于汉字，因汉字而获得书写者与天地万象的交通契机，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即“象”而“心”，又因书写工具特殊而得以不断完善内在交融机制，最终演化成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其所呈现于世人面前的，自有文字开始以至明清以来专供悬挂欣赏的作品产生之前，似乎不过技艺而已，在大多数时代，被视为“文章之下”、“六博之上”，甚至有时被看作“学问中七八乘事”，但至少在唐人看来，最晚不迟于汉代后期，“翰墨之道”已经生成，因而在终极的价值追求上，或隐或显地长期以“道”为鹄的。表面看来不过是通音问的信札、备记忆的手稿这类“应用性”的书写，竟然也可能因为充满文化意蕴因而直接成为时代乃至民族文化的表征，如“唐诗晋字汉文章”中的“晋字”。在此机制下，尽管历代对于不同书写的价值评判颇有差异，如南北朝时期贵族鄙视为人驱役的工匠书写、宋代文人自重科举出身的文化特权而贬斥技术官的书写等等，但在历史之河反复流动冲刷之下，所有书写都有可能在“道”的返照之下，重新获得认可，如魏晋南北朝穷乡儿女造像之被清人推崇为经典。

以上诸关系或可粗疏地概括为若干组矛盾统一的关系：肇端于“象”，浚发于“心”；示相于“技”，寓意于“道”；外化于“用”，内化于“文”。前两组，与一般定义下的艺术并无根本区别。而最后一组中的“外化于‘用’”，使书法成为一种普泛于世间的活动，有文字处即可能有书法，似乎并不如常见定义下的“艺术”那么高级，那么超越功利地专门用来追求精神享受。与此同时，“内化于‘文’”，则又使书法在读书人中长期处于特别的位置，在与日常生活始终密切联系的同时，直接透入文化中最为精粹的部分。这一组矛盾，使书法具有一种常见定义下的艺术所不具备的特质——向文字所及的整个世界无限敞开，接受整个历史文化的滋养，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无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