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书法”研究的开山之作——山艺教授王谦著，《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出版

这一特质，造成了许多困惑。其中最为重要的困惑之一就是近代以来产生而现在已经解决了的“书法是不是艺术”的身份困惑。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困惑，则是“什么人才是书法家”的身份困惑，也可以表达为“具有什么样的素养才是书法家”。

“通人书法”，可以从理论上解答这两个重要困惑。

中国书法具有艺术的全部性质，却并不仅仅为审美而存在。向下可以通乎最为世俗的生活，向上可以揭破天道人心的奥秘，居中还可以辅翼教化人伦。就其下者而观之，在世俗的日常，它不过是一种技艺；即使上升到教化人伦的层面，也不过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然而一旦进入天道人心的追问，那简单的一笔一画，却都可能本乎天地之心、取会风骚之意。更重要的是，这上中下的层级，并不是分离的，而是浑融无间地通过笔墨寄寓于永不停歇又无时不在的书写活动之中。漫长的历史，将书法熔炼在几乎整个生活和文化之中，无法剥离。书法由此“通”于万物，“通”于生活，“通”于文化，乃至“通”于大道。

相应的，书法家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穷乡儿女造像、官府文书、日常人家尺牍、文士手稿等等的书写者，都可能经由书法经典的训练和无所不在的书写活动而触摸到深藏于笔墨之中的妙道，从而成为不同层次的书法家，创造具有不同价值的书法作品。“通人”，就是这种种不同层次书法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所谓“通人”，王充指为“博览古今”。古、今，并不局限于时间的积淀，无论是古还是今，自身均是包罗万象的。书法家而称“通人”，必是勘破了“心”“象”、“技”“道”乃至“世”“文”之间的种种界限，真正做到囊括万殊裁成一象者。

历代书论中，“通”既可以在技巧的层面展开，如欧阳修的“因见邕书，追求锺、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馀”；也可以在字体层面展开，如孙过庭的“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还可以在意的层面上展开，如苏轼的“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更重要的，是在心物墨（心即人，物即天，墨即书，三者合成，就是天人与书法）层面上展开，如张怀瓘的“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合而裁成，随变所适，法本无体，贵乎会通”，又如孙过庭的“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回看历史，不难发现，在这个概念的映照下，当代一批前辈大家，如前举浙江美院的陆老、沙老以及林散之先生、启功先生等等，事实上践行的正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的“通人书法”之路。甚至可以说，当赵壹《非草书》中指出张芝书法活动的特点是“博学馀暇，游手于斯”之后，这个传统便已经存在，并且演变为几乎历代所有最具代表性的书家的共同特色，凡是能够站到中国书法巅峰之上的书家，少有不可以称为“通人”的。

基于上述，窃以为，王谦先生通过沈曾植个案研究所提出的“通人书法”概念以及所指出的“‘通人书法’作为书法传统之一脉确实存在，且形成潜在传统”的判断，在中国书法研究范式的转型特别是概念的淬炼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人书法”完全有可能作为核心概念之一，进一步揭示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活动的特质，也完全有可能作为核心概念之一，进一步深化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乃至重构中国书法史的写作框架，从而构建起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的书法研究范式。以此为出发点，王谦先生或能拓而广之，为中国书法研究开出一个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