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书法”研究的开山之作——山艺教授王谦著，《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出版

然而，获得名称和进入体系，并不意味着学科的真正成立。盖一事之成、一物之立，不仅需要正名，而且需要责实。

诚然，如果仅就中国书法在本土乃至汉语文化圈的历史传承之丰富、历史遗产之博大而言，说它早已是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门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学科”的舶来品以及现代学术的性质，决定了其治学路径、方法和规范——借用托马斯·库恩的术语，也就是“范式”——与传统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如何处理这种差异，一定意义上说，至少是近60年来所有从事书法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人所不能不面对的挑战。

传统书学的典型学术范式，自宋以来，以题跋、札记等为大宗，虽然也不乏力求自成体系的著述，但置诸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在德、功、言三不朽价值观中，甚至连立言的资格都未必谈得上。近代以来，引进西式学术概念，草创西式学术论文和著作，书法的学术研究迎来现代转型。但学科地位的不明确，使得转型步伐十分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更多时候是依赖于某些个体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努力。不少探索，实不出于书法本身的需求，而来自其他学科的溢出，比如宗白华、邓以蛰等学者的美学研究。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书协的成立、硕士教育的开展以及《中国书法》《书法》《书法研究》《书法报》等报刊的创办，开始为书法学术研究搭设越来越多常态化的人才培养机构、研究阵地和交流平台。这之后的书法研究，现在看起来，真如跑马圈地，似乎任意一个话题、一篇文章或一本小书，都可能具有“填补空白”、“开辟领域”、“引领潮流”之功。令人诧异的是，学术转型的步伐在这种体制层面上全方位支持的态势下持续加快，于是跑马圈地的许多成果，在不断更新的理念、方法和材料等等的映照下，很快成为明日黄花。大浪淘沙之后，能够留给后来者的，大多数竟然是运用较为传统的史学方法而获得的成果，书法学术评审中出现了史学成果远超美学、理论成果的现象。究其原因，固然有不同学术研究领域自身的特点在，但也不能不承认，与整个书法学术转型的历史积累严重不足有一定关系。

之所以要简单追溯这一过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部由李一先生担任指导教师、王谦先生所著的《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让我看到了一个重要突破已经来临。

我曾在采访中谈到，当下书法发展的重大使命之一是“清理家底”，只有充分了解历史，才能筑实当下、放眼未来。应该承认，这一方面的工作，由于前述传统史学方法较为广泛地被运用，加上信息技术条件的支撑，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与文、史等传统学科相比较还有距离，但是就书法学术研究本身来说，也已经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本书的第一个重要优长正在于此：极为扎实的文献功夫。曾经的复旦文科学历，使得作者深谙文史研究的材料体系，具备强大的文献搜集、整理以及解读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解读”能力又是其核心。扎实的文史功夫，不仅使作者避免了字面误读（这仍是近年来不少书法论著常见的问题之一），更重要的是使作者的解读常常能够超越书法本身而深入文化的深处。其精彩处，尤其集中在第二章《书学理论》，其“举隅”“辨微”“文采与机锋”等以及遍布于全书的对文献的解读，在在显示了作者的功力。诚如作者所指出的，沈氏书学思想具有“高密度”特点，因而在解读上也就产生了“高难度”。“高密度”，一方面源于沈氏表达的简约，另一方面源于沈氏学问的博大。解读者未必能够达到如此的博大，但至少在解读时必须深具此眼，否则就可能拘泥字面意思、固步书法一隅，难以真正从“通人之学”的广度上体悟其思想的高度。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已经显示，古代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水乳之交融，不能由书法而进入文化，就难以深入沈氏这种通人的思想深处。作者的文献解读能力，保证了本书真正具备了追问沈氏思想精粹的可能性。